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做好中央管理企业脱钩后印章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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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做好中央管理企业脱钩后印章管理工作的通知
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做好中央管理企业脱钩后印章管理工作的通知
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党政机关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和〈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办发〔1999〕1号）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
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中办发〔1999〕8号）要求和《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规定》（国发〔1999〕21号），现就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后，中央管理的企业印章管理
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央管理的企业，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原使用的印章按原行政隶属关系，按照中办发〔1999〕8号文件规定由原主管部门统一交回国务院办公厅。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经核准后，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到企业注册登记机关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办理准刻手续，再到有刻制公章资格的刻章单位刻制印章。
二、中央管理的企业，企业名称不变的，应持原企业印章及时到企业注册登记机关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办理备案手续，原企业印章可继续使用。
三、企业刻制印章后，须报审核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备案后方可启用。
四、印章其他管理制度，仍按现规定执行。
199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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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生犯罪调查与分析
赖兴平 廖炯龙
一个人的校园时光正处于人生成长的黄金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是,在校学生社会阅历简单，处事没经验，防范能力差，极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稍不留意就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我院2006年以来办理了11宗15人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在校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违法犯罪问题不容忽视。笔者结合这些案件分析我县在校学生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对检察机关如何遏制及预防在校学生犯罪作进一步探讨。
一、在校学生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多为初中生。我院办理的11件15人在校学生案件中，初中生就有14人，占案件总数的95％。初中时期是青少年叛逆心理最强的一个时期，对家长、学校老师的教导往往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对于同龄人或者比自己稍大的“哥们”的话却言听计从，极易受一些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的鼓动而走上犯罪道路。如胡某鹏和陈某洋抢劫案，两人是某镇初中在读学生，在外结交社会无业青年，后被他人唆使采用语言恐吓、砍刀威胁、搜身等手段抢劫本校学生。
二是作案形式多以团伙为主。由于学生能力所限，个人往往难以实施犯罪，于是他们转向社会寻找“兄弟伙”、“铁哥们”，进而形成团伙犯罪。这些团伙成员有的来自同校，有的来自同村、镇，有的是朋友的朋友，有的属于校内外勾结。如甘想某、甘柳某、魏志某盗窃案，三人都是在校学生，因沉迷网络游戏而无心向学，向家里要钱不遂，于是共谋盗窃他人财物，从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农村学生犯罪情况出现增多趋势。在农村，父母为生计而忙于奔波，无暇照顾子女生活和平时的活动情况特别多，我院办理的案件中来自农村地区、困难家庭的学生就有8件9人。如钟某文抢劫一案，其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伙同他人去到初一年级学生宿舍，对六间宿舍的十多名学生实施抢劫，抢得现金70多元以及收音机、风衣、手电筒等物品。
四是对犯罪行为认识不足。在校学生犯罪动机一般比较单纯，大部分是由于不学法、不懂法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例如在盗窃、抢劫过程中被人教唆帮人“看风”，认为自己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不够成犯罪。在强奸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误以为对方同意就不构成犯罪，如我院办理的曾某文强奸案，由于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经幼女同意发生性关系不为犯罪，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时后悔已晚。
五是经教育大部分都能投案自首。由于在校学生犯罪突发性、无明确动机犯罪占大多数，很多是一念之差而铸成大错的。案发后，更多的是找家长商量如何解决，家长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后，大都会劝导孩子主动投案自首，并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我院办理的11件案件中，8件10人在案发后能够自动投案或者在未采取强制措施前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二、在校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作为在校学生生理和心理未发育健全，不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复杂生理机制，缺乏抑制外界不良影响的能力，而且逆反心理强，喜欢争强好胜，很容易在盲目模仿或偏激冲动中走向犯罪的泥潭，这些是在校学生犯罪的内因，然而从我院办理的案件来看，外在因素对在校学生犯罪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是社会的不良诱因。首先是享乐主义的滋生。很多在校学生把穿名牌服装，买高档商品(如手机等)看成一种时髦，享乐欲望的膨胀促使自控能力欠缺的青少年追求畸形消费，特别是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一旦自我调适不当，就不惜采取违法犯罪的行为来满足物质欲望。其次是“黄赌毒”的入侵。当前许多学生为考试而拼搏，生活单调枯燥，厌学情绪骤增，而社会上的“黄、赌、毒”乘虚而入，一些在校学生为了追求一时刺激，盲目地学习和模仿电视、电影、音像制品和文学作品中的犯罪手段和情节。再次是网吧、游戏厅的无序管理。各种迎合青少年好奇娱乐心理的游戏厅、网吧比比皆是，很多在校学生沉迷于网络聊天、网络游戏，无心上学，而由于对上网费以及部分游戏开支的需要，学生往往通过违法手段获得金钱，以至触犯刑律。
二是家庭的不良影响。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纵，当孩子犯了小错误的时候，不但不指责其改正，反而宠爱袒护，使孩子养成了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知错不改，一错再错，最后酿成大祸才后悔莫及。加上现在有些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或生意，无暇顾及孩子，对其在学校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疏于了解和掌握，对于孩子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的困扰没有给予及时疏导。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孩”，父母外出打工，他们有困难、困惑不知向谁倾诉，身边无人提醒约束、正确引导，久而久之形成了自暴自弃不良性格，往往是“糊里糊涂”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是学校教育的失误。一是教育偏位。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较大比重，多数农村中学生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部分初中辍学）后回家务农，而学校缺乏职业技能教育，回乡就业的学生一般都缺少一技之长，智力劳动的价值又体现不出来，难有作为，导致毕业回村后容易无所事事，而滑向歧途。二是管理不力。学校对一些学生的喝酒、抽烟、赌博、报复等行为校方没有给予及时制止等，对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不够也未能入心、入脑，一旦有偶然性因素诱发，极容易导致违法犯罪。如我院办理的张某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与同学因一个乒乓球引起打架，双方相互殴打推拉，致使张某威倒地，造成胃内容物返流气管、支气管，导致气管、支气管管腔填塞、机械性窒息死亡。
三、遏制和预防在校生犯罪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院在办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对在校学生犯罪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并初步取得了成效。结合工作实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要做好四个“着力”：
一是着力办理好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在校学生罪犯是一个尤其脆弱和敏感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会回归社会，逐渐成长为社会中正常的一员，一旦办案方法失当则很有可能导致不良效果。因此在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在校学生生理及心理特点，注意寓教于捕、寓教于诉，将挽救方针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及时准确的办理在校学生案件，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保护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由于在校学生身心不成熟、不稳定，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没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其犯罪较成年人具有特殊性。若简单地对其判处刑罚，一方面影响其学业，另一方面可能使其在监管场所被交叉感染，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因此，对一些主观恶性小、社会影响小、性质轻微的在校学生案件采取适度从轻处理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近年来，我院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对在校学生犯罪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除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严重的以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确需提起公诉的，根据情况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
二是着力建立帮教体系。司法机关不仅要建立帮教体系，而且要多方位、多层面地开展社会帮教工作，一是以“帮”为突破口。凡属在学的缓刑犯，要坚持与所在学校联系、磋商，请教育局出面协调，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争取让其复学。二是以“教”为本。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对缓刑犯进行跟踪帮教，及时建立以公安、检察、学校班主任、监护人为成员的帮教小组，建立帮教联系制度和帮教网络，定期让他们向小组汇报思想工作状况，促进其思想转变。即使投入少管所服刑后，帮教工作仍继续向劳改场所延伸，通过联合监狱管教干部与他们召开座谈会，送去家乡人民的关爱，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三是着力构建预防网络。要加强对开展校园治安调研工作,分析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在校学生犯罪及侵害中小学生权益案件的治理和预防建议，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减少社会环境中不良因素对少年的毒害。一是要协同公安、文化、工商等有关职能部门，严格清理各种毒害青少年的文化市场(特别是校园周边违规设立的舞厅、录像厅、电子游艺室等娱乐场所)，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二是要协同公安、法院严厉打击教唆、胁迫、引诱青少年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屡教不改、扰乱、破坏校园教学环境、危害学生人身、财产权益的违法犯罪人员加大惩处力度，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送工读学校，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责的从严从快批捕、起诉。
四是着力搞好法制宣传。法制宣传不仅包括在校学生，更主要的应该加强对家长、学校教师以及社会各界的法制宣传。要通过新闻媒体、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面向全社会，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通过举办法制知识讲座、法制图片巡回展、开辟固定的法制宣传阵地等形式，让全社会都来重视和关心在校学生。其次要委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警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掌握学生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和平时的表现,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成长过程和社会交往等情况。再次，要通过现身说法、案例评释、图片展览等形式向在校学生宣传有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制观念,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作者：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赖兴平 廖炯龙
注：根据《常州日报》2011年3月15日报道，本案被评为2011年常州市3.15十大维权案例之一。
2006年8月，消费者吴某为自己家庭需要，准备购买一台电视机。吴某在选择电视机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对比工作，被三星公司推出的“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机”所吸引，吴某发现三星公司宣传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的使用的寿命，并且在宣传中使用了“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的内容，三星公司的上述宣传，出现在其官方网站以及其他众多家电类的信息网站上。
随后，吴某到本市大型家电卖场金太阳电器湖塘店，了解电视机的相关情况，在三星电视机专柜，销售人员在向吴某介绍该款产品的时候，同样着重说明了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使用寿命的特点，并且也引用了上述宣传的内容。经过比较详细的对比后，吴某最终在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了该款电视机，价格为11900元。
2009年10月，吴某购买的电视出现了故障，无法使用，于是电话联系三星公司售后服务部门并报修。经三星公司售后服务工程师检测后，发现该电视机的屏幕不良，需要更换，并且由于该电视机已经超出国家“家电三包期限”，更换维修的费用应由吴某承担，费用约为7000元左右。
刚出三包，电视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并且维修的费用这么高昂，吴某心痛之余，更产生了疑惑，当时买电视的时候，三星不是说这个电视有超长寿命的吗？怎么这一过三包就出这么大问题。于是吴某上网，搜索了这款电视机的介绍资料，发现当初网上的宣传内容依然存在，再次阅读后，吴某决定向三星要个说法，于是又致电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要求对宣传的使用寿命进行解释，不料得到的答复却是三星公司只按照国家三包规定，对产品提供质保，无法按照宣传的60000小时超长使用寿命提供质量保证。为此，吴某不服气，多次与三星电子的售后服务部门交涉，均无结果。
看着自己花了高价买来的电视机成了放在家里的摆设，吴某心痛之余，对于三星公司的答复更加气愤。于是找到本律师，要求进行维权，并一再表示对于三星公司行为的愤慨，要求按照欺诈消费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本律师认为，鉴于吴某购买的电视机已经超过了国家“三包”期限，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追究三星公司欺诈消费的责任，关键在于三星公司对于该款电视机的宣传是否构成虚假宣传？能否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对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从吴某提供的材料看，均只是从一些家电资讯类网站上查到的产品介绍，并无三星公司官方网站上的宣传（尽管吴某确定购买电视当时，三星公司中文官网上是有相关的介绍的，但是目前从其中文官网上，根本查询不到该款电视机的信息），如何证明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做出了直接的宣传，是整理证据工作的重点。
对于能否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责任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经营者”的具体定义并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均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的销售者。而吴某是从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的电视机，所有的销售材料均表明是金太阳电器湖塘店是电视的销售者。如何将与吴某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三星公司当作“经营者”并追究相关责任，是法律及事实分析的要点。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三年，并且家电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现在该款电视机的介绍都散落在很多家电资讯类的网站上，为增加宣传内容的可信性，本律师决定从国际ALEX排名较高的网站上进行搜索，选取“泡泡网”、“中关村”、“ 搜狐”等网站上的宣传了内容作为证据进行公证保全。同时在进行英语检索的时候，发现三星公司在阿联酋的英文网站上还保留了该款电视的介绍，其英文内容也是与中文一致的。随后，向常州公证处申请对上述网络证据进行了公证保全。
同时根据吴某的介绍，发现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在接听吴某电话时，对于其宣传的内容也是承认的，因此又采用了电话录音的方式，将三星公司售后服务人员承认更改该宣传的内容进行了录音。（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人员对于吴某的信息进行了登记，在此后的电沟通中，售后服务人员一旦核实吴某的身份，就开始刻意回避了宣传内容，也不再承认）。
在完成了取证工作后，开始了诉状的准备工作。
1、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信息的时候，应该提供真实的信息，当经营者以广告的方式表明商品的质量的时候。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的实际质量与广告宣传的质量相符合。
通常生活中，本律师们看到的商品广告一般很少出现具体表明商品质量的内容，经营者往往使用一些艺术表现的手法，体现商品的吸引力。但在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机的宣传材料中，却出现了非常具体的质量性能介绍。其原文表述为“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的超长使用寿命享誉世界。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三星公司在其宣传中，对于电视机的使用寿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提供了60000小时的详实数据，为了让消费者有更直观的认识，三星公司还进行了更形象的比喻，根据家庭用户的正常使用情况，做出了电视机可以使用27年的质量保证说明。
然而在电视机使用时间超过国家三包期限后，三星公司却表示只能按照国家三包规定提供质量保证服务，对于宣传的质量保证内容不予认可。本律师认为，三星公司的做法明显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构成了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
2、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的问题。
《消费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是一个相对于“消费者”的概念，其法律地位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一方，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销售方或者服务提供方”（这点在后来法院立案的时候亦得到了印证），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是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或者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
本案中，三星公司作为电视机的生产者，其与吴某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关系。三星公司只是将产品供给给金太阳电器，由金太阳电器进行销售，与吴某发生商品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金太阳电器，按照通常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作为“经营者”应是金太阳电器，而不是三星公司。而如果不能将三星公司认定为“经营者”，此前的取证工作将变得没有意义。
经过对吴某的询问，结合自己在电器卖场购买家电经验的分析，本律师认为，在本案中三星公司就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目前金太阳电器卖场出售大宗电器的时候，整个流程可以归纳为：消费者在卖场通过对样机的了解进行选择，选定后在卖场付款，随后由金太阳电器指定的送货人员将电器送到消费者制定的地点，至此，金太阳电器的，义务履行完毕；消费者在收到电器后，通过包装上所附的电话，拨打电器生产厂家的售货服务电话，由生产厂家售货服务中心派员上门检验并进行安装，同时登记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建立用户档案并提供后续的售后服务。
由此可见，吴某在金太阳电器购买电视机的时候，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是商品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和商品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对应的主体分别是吴某与金太阳电器，吴某与三星公司，因此金太阳电器与三星公司均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2010年7月21日，吴某以金太阳电器湖塘店、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为被告，向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按照《消费权益保护法》、《江苏省实施办法》的规定，退还货款11900元，并依法赔偿11900元。
武进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在审查时，认为根据《消费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只是“销售者”，三星公司并非“销售者”，将三星公司列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此，本律师将上述分析的内容进行了解释，最终立案工作人员在向领导汇报后，接收了案件材料，进入诉前调解程序。
几天后，吴某接到武进消协湖塘分会的通知，告知案件已经转到武进消协人民调解委员会，消协将组织四方进行调解。后经过本律师与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两次面对面沟通，在武进工商局相关领导的主持下，吴某同意了被告提出的原价退货调解协议。至此本案终结。
赖兴平 廖炯龙
一个人的校园时光正处于人生成长的黄金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是,在校学生社会阅历简单，处事没经验，防范能力差，极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稍不留意就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我院2006年以来办理了11宗15人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在校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违法犯罪问题不容忽视。笔者结合这些案件分析我县在校学生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对检察机关如何遏制及预防在校学生犯罪作进一步探讨。
一、在校学生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多为初中生。我院办理的11件15人在校学生案件中，初中生就有14人，占案件总数的95％。初中时期是青少年叛逆心理最强的一个时期，对家长、学校老师的教导往往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对于同龄人或者比自己稍大的“哥们”的话却言听计从，极易受一些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的鼓动而走上犯罪道路。如胡某鹏和陈某洋抢劫案，两人是某镇初中在读学生，在外结交社会无业青年，后被他人唆使采用语言恐吓、砍刀威胁、搜身等手段抢劫本校学生。
二是作案形式多以团伙为主。由于学生能力所限，个人往往难以实施犯罪，于是他们转向社会寻找“兄弟伙”、“铁哥们”，进而形成团伙犯罪。这些团伙成员有的来自同校，有的来自同村、镇，有的是朋友的朋友，有的属于校内外勾结。如甘想某、甘柳某、魏志某盗窃案，三人都是在校学生，因沉迷网络游戏而无心向学，向家里要钱不遂，于是共谋盗窃他人财物，从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农村学生犯罪情况出现增多趋势。在农村，父母为生计而忙于奔波，无暇照顾子女生活和平时的活动情况特别多，我院办理的案件中来自农村地区、困难家庭的学生就有8件9人。如钟某文抢劫一案，其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伙同他人去到初一年级学生宿舍，对六间宿舍的十多名学生实施抢劫，抢得现金70多元以及收音机、风衣、手电筒等物品。
四是对犯罪行为认识不足。在校学生犯罪动机一般比较单纯，大部分是由于不学法、不懂法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例如在盗窃、抢劫过程中被人教唆帮人“看风”，认为自己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不够成犯罪。在强奸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误以为对方同意就不构成犯罪，如我院办理的曾某文强奸案，由于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经幼女同意发生性关系不为犯罪，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时后悔已晚。
五是经教育大部分都能投案自首。由于在校学生犯罪突发性、无明确动机犯罪占大多数，很多是一念之差而铸成大错的。案发后，更多的是找家长商量如何解决，家长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后，大都会劝导孩子主动投案自首，并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我院办理的11件案件中，8件10人在案发后能够自动投案或者在未采取强制措施前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二、在校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作为在校学生生理和心理未发育健全，不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复杂生理机制，缺乏抑制外界不良影响的能力，而且逆反心理强，喜欢争强好胜，很容易在盲目模仿或偏激冲动中走向犯罪的泥潭，这些是在校学生犯罪的内因，然而从我院办理的案件来看，外在因素对在校学生犯罪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是社会的不良诱因。首先是享乐主义的滋生。很多在校学生把穿名牌服装，买高档商品(如手机等)看成一种时髦，享乐欲望的膨胀促使自控能力欠缺的青少年追求畸形消费，特别是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很受刺激，一旦自我调适不当，就不惜采取违法犯罪的行为来满足物质欲望。其次是“黄赌毒”的入侵。当前许多学生为考试而拼搏，生活单调枯燥，厌学情绪骤增，而社会上的“黄、赌、毒”乘虚而入，一些在校学生为了追求一时刺激，盲目地学习和模仿电视、电影、音像制品和文学作品中的犯罪手段和情节。再次是网吧、游戏厅的无序管理。各种迎合青少年好奇娱乐心理的游戏厅、网吧比比皆是，很多在校学生沉迷于网络聊天、网络游戏，无心上学，而由于对上网费以及部分游戏开支的需要，学生往往通过违法手段获得金钱，以至触犯刑律。
二是家庭的不良影响。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纵，当孩子犯了小错误的时候，不但不指责其改正，反而宠爱袒护，使孩子养成了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知错不改，一错再错，最后酿成大祸才后悔莫及。加上现在有些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或生意，无暇顾及孩子，对其在学校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疏于了解和掌握，对于孩子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的困扰没有给予及时疏导。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孩”，父母外出打工，他们有困难、困惑不知向谁倾诉，身边无人提醒约束、正确引导，久而久之形成了自暴自弃不良性格，往往是“糊里糊涂”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是学校教育的失误。一是教育偏位。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较大比重，多数农村中学生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部分初中辍学）后回家务农，而学校缺乏职业技能教育，回乡就业的学生一般都缺少一技之长，智力劳动的价值又体现不出来，难有作为，导致毕业回村后容易无所事事，而滑向歧途。二是管理不力。学校对一些学生的喝酒、抽烟、赌博、报复等行为校方没有给予及时制止等，对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不够也未能入心、入脑，一旦有偶然性因素诱发，极容易导致违法犯罪。如我院办理的张某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与同学因一个乒乓球引起打架，双方相互殴打推拉，致使张某威倒地，造成胃内容物返流气管、支气管，导致气管、支气管管腔填塞、机械性窒息死亡。
三、遏制和预防在校生犯罪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院在办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对在校学生犯罪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并初步取得了成效。结合工作实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要做好四个“着力”：
一是着力办理好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在校学生罪犯是一个尤其脆弱和敏感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会回归社会，逐渐成长为社会中正常的一员，一旦办案方法失当则很有可能导致不良效果。因此在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在校学生生理及心理特点，注意寓教于捕、寓教于诉，将挽救方针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及时准确的办理在校学生案件，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保护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由于在校学生身心不成熟、不稳定，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没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其犯罪较成年人具有特殊性。若简单地对其判处刑罚，一方面影响其学业，另一方面可能使其在监管场所被交叉感染，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因此，对一些主观恶性小、社会影响小、性质轻微的在校学生案件采取适度从轻处理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近年来，我院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对在校学生犯罪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除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严重的以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确需提起公诉的，根据情况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
二是着力建立帮教体系。司法机关不仅要建立帮教体系，而且要多方位、多层面地开展社会帮教工作，一是以“帮”为突破口。凡属在学的缓刑犯，要坚持与所在学校联系、磋商，请教育局出面协调，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争取让其复学。二是以“教”为本。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对缓刑犯进行跟踪帮教，及时建立以公安、检察、学校班主任、监护人为成员的帮教小组，建立帮教联系制度和帮教网络，定期让他们向小组汇报思想工作状况，促进其思想转变。即使投入少管所服刑后，帮教工作仍继续向劳改场所延伸，通过联合监狱管教干部与他们召开座谈会，送去家乡人民的关爱，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三是着力构建预防网络。要加强对开展校园治安调研工作,分析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在校学生犯罪及侵害中小学生权益案件的治理和预防建议，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减少社会环境中不良因素对少年的毒害。一是要协同公安、文化、工商等有关职能部门，严格清理各种毒害青少年的文化市场(特别是校园周边违规设立的舞厅、录像厅、电子游艺室等娱乐场所)，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二是要协同公安、法院严厉打击教唆、胁迫、引诱青少年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屡教不改、扰乱、破坏校园教学环境、危害学生人身、财产权益的违法犯罪人员加大惩处力度，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送工读学校，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责的从严从快批捕、起诉。
四是着力搞好法制宣传。法制宣传不仅包括在校学生，更主要的应该加强对家长、学校教师以及社会各界的法制宣传。要通过新闻媒体、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面向全社会，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通过举办法制知识讲座、法制图片巡回展、开辟固定的法制宣传阵地等形式，让全社会都来重视和关心在校学生。其次要委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警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掌握学生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和平时的表现,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成长过程和社会交往等情况。再次，要通过现身说法、案例评释、图片展览等形式向在校学生宣传有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制观念,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作者：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赖兴平 廖炯龙
注：根据《常州日报》2011年3月15日报道，本案被评为2011年常州市3.15十大维权案例之一。
2006年8月，消费者吴某为自己家庭需要，准备购买一台电视机。吴某在选择电视机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对比工作，被三星公司推出的“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机”所吸引，吴某发现三星公司宣传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的使用的寿命，并且在宣传中使用了“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的内容，三星公司的上述宣传，出现在其官方网站以及其他众多家电类的信息网站上。
随后，吴某到本市大型家电卖场金太阳电器湖塘店，了解电视机的相关情况，在三星电视机专柜，销售人员在向吴某介绍该款产品的时候，同样着重说明了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使用寿命的特点，并且也引用了上述宣传的内容。经过比较详细的对比后，吴某最终在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了该款电视机，价格为11900元。
2009年10月，吴某购买的电视出现了故障，无法使用，于是电话联系三星公司售后服务部门并报修。经三星公司售后服务工程师检测后，发现该电视机的屏幕不良，需要更换，并且由于该电视机已经超出国家“家电三包期限”，更换维修的费用应由吴某承担，费用约为7000元左右。
刚出三包，电视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并且维修的费用这么高昂，吴某心痛之余，更产生了疑惑，当时买电视的时候，三星不是说这个电视有超长寿命的吗？怎么这一过三包就出这么大问题。于是吴某上网，搜索了这款电视机的介绍资料，发现当初网上的宣传内容依然存在，再次阅读后，吴某决定向三星要个说法，于是又致电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要求对宣传的使用寿命进行解释，不料得到的答复却是三星公司只按照国家三包规定，对产品提供质保，无法按照宣传的60000小时超长使用寿命提供质量保证。为此，吴某不服气，多次与三星电子的售后服务部门交涉，均无结果。
看着自己花了高价买来的电视机成了放在家里的摆设，吴某心痛之余，对于三星公司的答复更加气愤。于是找到本律师，要求进行维权，并一再表示对于三星公司行为的愤慨，要求按照欺诈消费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本律师认为，鉴于吴某购买的电视机已经超过了国家“三包”期限，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追究三星公司欺诈消费的责任，关键在于三星公司对于该款电视机的宣传是否构成虚假宣传？能否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对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从吴某提供的材料看，均只是从一些家电资讯类网站上查到的产品介绍，并无三星公司官方网站上的宣传（尽管吴某确定购买电视当时，三星公司中文官网上是有相关的介绍的，但是目前从其中文官网上，根本查询不到该款电视机的信息），如何证明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做出了直接的宣传，是整理证据工作的重点。
对于能否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责任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经营者”的具体定义并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均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的销售者。而吴某是从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的电视机，所有的销售材料均表明是金太阳电器湖塘店是电视的销售者。如何将与吴某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三星公司当作“经营者”并追究相关责任，是法律及事实分析的要点。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三年，并且家电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现在该款电视机的介绍都散落在很多家电资讯类的网站上，为增加宣传内容的可信性，本律师决定从国际ALEX排名较高的网站上进行搜索，选取“泡泡网”、“中关村”、“ 搜狐”等网站上的宣传了内容作为证据进行公证保全。同时在进行英语检索的时候，发现三星公司在阿联酋的英文网站上还保留了该款电视的介绍，其英文内容也是与中文一致的。随后，向常州公证处申请对上述网络证据进行了公证保全。
同时根据吴某的介绍，发现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在接听吴某电话时，对于其宣传的内容也是承认的，因此又采用了电话录音的方式，将三星公司售后服务人员承认更改该宣传的内容进行了录音。（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人员对于吴某的信息进行了登记，在此后的电沟通中，售后服务人员一旦核实吴某的身份，就开始刻意回避了宣传内容，也不再承认）。
在完成了取证工作后，开始了诉状的准备工作。
1、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信息的时候，应该提供真实的信息，当经营者以广告的方式表明商品的质量的时候。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的实际质量与广告宣传的质量相符合。
通常生活中，本律师们看到的商品广告一般很少出现具体表明商品质量的内容，经营者往往使用一些艺术表现的手法，体现商品的吸引力。但在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机的宣传材料中，却出现了非常具体的质量性能介绍。其原文表述为“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的超长使用寿命享誉世界。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三星公司在其宣传中，对于电视机的使用寿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提供了60000小时的详实数据，为了让消费者有更直观的认识，三星公司还进行了更形象的比喻，根据家庭用户的正常使用情况，做出了电视机可以使用27年的质量保证说明。
然而在电视机使用时间超过国家三包期限后，三星公司却表示只能按照国家三包规定提供质量保证服务，对于宣传的质量保证内容不予认可。本律师认为，三星公司的做法明显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构成了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
2、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的问题。
《消费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是一个相对于“消费者”的概念，其法律地位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一方，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销售方或者服务提供方”（这点在后来法院立案的时候亦得到了印证），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是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或者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
本案中，三星公司作为电视机的生产者，其与吴某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关系。三星公司只是将产品供给给金太阳电器，由金太阳电器进行销售，与吴某发生商品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金太阳电器，按照通常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作为“经营者”应是金太阳电器，而不是三星公司。而如果不能将三星公司认定为“经营者”，此前的取证工作将变得没有意义。
经过对吴某的询问，结合自己在电器卖场购买家电经验的分析，本律师认为，在本案中三星公司就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目前金太阳电器卖场出售大宗电器的时候，整个流程可以归纳为：消费者在卖场通过对样机的了解进行选择，选定后在卖场付款，随后由金太阳电器指定的送货人员将电器送到消费者制定的地点，至此，金太阳电器的，义务履行完毕；消费者在收到电器后，通过包装上所附的电话，拨打电器生产厂家的售货服务电话，由生产厂家售货服务中心派员上门检验并进行安装，同时登记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建立用户档案并提供后续的售后服务。
由此可见，吴某在金太阳电器购买电视机的时候，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是商品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和商品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对应的主体分别是吴某与金太阳电器，吴某与三星公司，因此金太阳电器与三星公司均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2010年7月21日，吴某以金太阳电器湖塘店、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为被告，向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按照《消费权益保护法》、《江苏省实施办法》的规定，退还货款11900元，并依法赔偿11900元。
武进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在审查时，认为根据《消费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只是“销售者”，三星公司并非“销售者”，将三星公司列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此，本律师将上述分析的内容进行了解释，最终立案工作人员在向领导汇报后，接收了案件材料，进入诉前调解程序。
几天后，吴某接到武进消协湖塘分会的通知，告知案件已经转到武进消协人民调解委员会，消协将组织四方进行调解。后经过本律师与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两次面对面沟通，在武进工商局相关领导的主持下，吴某同意了被告提出的原价退货调解协议。至此本案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