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发《关于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的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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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的意见》的通知
全国妇联
妇字〔2005〕4号
印发《关于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
近年来，部分省（区、市）妇联从加强制度建设入手，积极探索妇女代表联系制度。实践证明，妇女代表联系制是拓宽妇联工作渠道，扩大妇女工作覆盖面的有效手段，可以在全国推广。经过认真研究，全国妇联制定了《关于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全 国 妇 联
2005年1月5日
关于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充分发挥妇女代表（以下简称代表）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的优势，加强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实行妇女代表联系制是新时期拓宽妇女工作渠道的成功实践
妇联是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大量涌现，妇女群体也在不断分化，不同妇女群体的需求呈现多元多样和多层次的特征。机构改革，基层民主直选，使妇联传统的工作方式面临挑战。如何把妇女工作渗透到各妇女群体中去，亟待深入实践与探索。
妇女代表来自妇女群众，代表妇女群众，是各族各界各阶层妇女骨干，具有联系广泛、资源雄厚的工作优势，是开展妇女工作的巨大人才资源。近年来，一些省（区、市）妇联先后实行了妇女代表联系制，围绕发挥代表在妇女代表大会和基层妇女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作用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建立了代表联系的新的组织体制、工作运行机制、宣传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了代表关心、参与妇女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了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的整体创新，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实践证明，妇女代表联系制是拓宽妇女工作渠道、创新妇联组织工作机制的成功实践，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有益探索。实行妇女代表联系制，充分发挥代表联系妇女、代表妇女、宣传妇女、服务妇女的作用，使妇联组织构筑起通达的联系网络和信息反馈系统，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传递到妇女群众中去，把妇女群众的意愿和呼声迅速反映到党政有关部门，为不同利益妇女群体提供多元多样多层次以及个性化的服务，对于妇联组织进一步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积极稳妥地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
妇女代表联系制是加强妇联组织建设的新举措。各地妇联要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稳妥发展的要求，积极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激发代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增强妇联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明确任务，抓住重点。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重点是积极探索代表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形式。要采取灵活多样的联系方式，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逐步把调研制度、信息制度、会议制度等联系制度建立起来，引导代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妇女工作的目标要求，反映妇女群众的意愿呼声，提出对妇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使代表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妇女工作事务，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为推动妇女儿童发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服务。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鉴于各地区域位置不同，发展不平衡，工作基础存在差异，各地妇联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搞统一模式，不搞一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要求，突出不同特色，探索不同模式，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推进。已经推行代表联系制的地方，要进一步总结经验，使这项工作不断深入。正在开展试点的地方，要总结经验，推广典型，适时全面推开。尚未开展的地方，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早推行，以更好地发挥代表作用，推进妇女代表联系制的实施。
总结经验，开拓创新。妇女代表联系制是妇女工作创新的产物。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的过程是实践探索的过程。各级妇联要不断适应工作形势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及时发现、总结、推广实施妇女代表联系制的好经验、好做法，把握代表联系制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创造性地实施妇女代表联系制，使之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要多做沟通协调工作，取得代表的理解和支持，在妇联及广大代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推动妇女代表联系制健康有序发展。
三、切实加强对推广妇女代表联系制的领导
各级妇联要充分认识实施妇女代表联系制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它作为加强妇联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认真抓紧抓好。
要认真研究部署，形成工作合力。妇女代表联系制是妇女工作制度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妇联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部署。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把实施妇女代表联系制与加强妇联组织建设、提高妇女工作水平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使各项工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进一步构建纵横交错、条块结合、结构合理的妇联组织网络，形成新时期推进妇女工作的整体合力。
要加强调查研究，讲求工作实效。要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代表中，指导、协助代表开展工作。要建立完善的信息网络，及时掌握、认真研究、协调解决妇女代表反映的事关妇女发展和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使妇女代表联系制真正取得实效。
要营造良好环境，做好协调服务。妇女代表联系制是一项系统工程，营造有利于代表开展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对于有效实施妇女代表联系制至关重要。要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长效宣传机制，促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为代表开展工作奠定文化舆论基础。要大力宣传代表的业绩，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建立健全代表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为代表进一步提高素质、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提供有效服务，切实把代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护好、调动好、发挥好。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长江江苏水域严禁非法采砂的决定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长江江苏水域严禁非法采砂的决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长江江苏水域严禁非法采砂的决定》已由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8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了严厉禁止在本省长江水域内的非法采砂活动，保障长江河势稳定和防洪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特作如下决定：
一、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长江水情、工情、汛情，规定禁止采砂期；应当按照保证河势稳定、防洪安全和江岸沿线工程设施正常使用的要求，划定禁止采砂区。
二、下列行为均属非法采砂：
（一）在省人民政府规定的长江禁止采砂期内采砂的；
（二）在省人民政府划定的长江禁止采砂区内采砂的；
（三）未取得采砂合法资格或者虽取得采砂合法资格但未按照批准的要求采砂的。
三、对在禁止采砂期间或者禁止采砂区内从事非法采砂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扣押采砂船只，收缴采砂设施，没收非法所得，并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后5日内返还所扣押的船只，被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的除
外。
情节严重、危害堤防安全的，经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非法采砂船只等工具。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禁止采砂期间，本省长江水域内的采砂船只，应当按照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水域停泊。因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需要驶离停泊地点的，应当报经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准。未经核准驶离停泊地点的，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
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禁止长江非法采砂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沿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本决定的要求，组织水利、公安、交通、地矿等有关部门依法查处长江水域内的非法采砂活动。
七、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8月28日
试析死刑复核程序中几个问题
张旭科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是其在人民法院内部实行的一种对死刑案件的特别监督程序。应该说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特殊程序性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有关死刑案件的特别审慎的态度，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方针，防止死刑滥用，从而确保适用死刑的正确性，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力的保障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由于法律条文粗疏，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仍不完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不足，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研究和进一步完善。
一、关于存在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问题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这就势必造成了一些地方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相重叠，合二为一，因为高级人民法院也可能是案件二审法院。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处死刑案件的二审裁定书上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裁判即为核准死刑的裁判”。应该说，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其实际上就是用二审程序吸收了死刑复核程序。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是互相独立的诉讼程序，它们既不能合并，也不能同时进行。死刑复核程序只能在第二审程序终结之后才能够进行，并且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因此，上述做法的理由虽然是冠冕堂皇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依法授权，但这却是严重违背法律程序的，同时也剥夺了不至于被判死刑的罪犯的最后一线希望，导致死刑复核程序失去最后屏障作用且容易导致错杀，同时这两种程序合二为一也容易导致官官相护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1]。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某些法院对人的生命的漠视。
但是应当如何解决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问题呢？笔者认为，鉴于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不正常现象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所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归自己行使，以保证死刑在全国范围内正确适用。[2]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独立的死刑复核庭，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独立于地方法院系统的死刑复核分庭，最高人民法院实行垂直领导且各分庭至少管辖两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另外，两级死刑复核庭的财政支出由中央财政拨付。这样，一方面可以彻底地解决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问题，另一方面防止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此外，这从理论上讲，将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体现了国家慎用死刑的严肃态度；从实践上讲，则有利于纠正死刑判决的偏差与错误，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有效控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对防止错杀，坚持少杀与慎杀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死刑复核程序中是否应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作为控诉方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死刑判决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时提起抗诉，还可以在罪犯执行死刑时派员临场监督，并可以提出纠正建议。由此可见，死刑复核程序是当然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的。但是，笔者发现，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却没有辩护方的法律地位，只有控诉方的。应该说，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与辩护方是相对立的双方，既然有控诉方的人民检察院在死刑复合程序中起着法律监督的作用，那么辩护方更加应该参与到死刑复合程序中去，否则，如果只有控方没有辩方，那么象征着“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平就会倾斜，不仅司法公正无从谈起，而且会使法律的威信在人们心中跌落，并逐渐冷却人们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应该说，这种现象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十分有害的。
笔者认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控辩双方都应该参加，体现司法的公正；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也应当兼听控辩双方的意见，正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鉴于实践中复核机关对死刑案件虽然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事实审与法律审，但其只进行书面审查，因此其审查的程序价值有限，不利于彻底发现错误，尤其是事实上的错误，此外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已经判处死刑的人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辩护的现状，笔者建议，司法解释应当尽快明确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死刑案件应当实行不公开地开庭审理，对已经判处死刑的人必须委托律师进行辩护，同时允许人民检察院参加，兼听双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裁判；二、复核机关必须将最后的裁判结果与理由、控辩双方的意见必须公布于众，接受社会监督。
三、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问题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均规定了诉讼期限，但惟独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虽然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对死刑案件的特别监督程序，有其特殊性，但是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不作出任何的规定，显然是不合适的，是立法上的一大疏漏。因为，期限的不确定性状态首先将直接有损于一部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既使判决立即执行的案件难以发挥死刑的威慑力，又影响了对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人及时解除其濒于绝望的精神状态，甚至促成更严重的后果，如被告人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等。同时这也极不利于迅速、及时地复核死刑案件，从而导致对被告人羁押时间过长，案件数量增多，这一方面是给羁押场所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判处死刑的人应当无罪，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不确定导致羁押时间过长，从而使国家赔偿的数额增多，给国家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应当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设置一个期限的最高限。
除此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也仅仅在第202 条规定了复核组织，对复核的内容、方法，复核后的处理也均未作出规定。不得不说这是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严重缺欠，并与死刑复核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因而，笔者认为，为保证死刑复核程序的严肃性，确保适用死刑的正确性，我们立法者应当对刑事诉讼法中死刑复核程序用正确与慎重的眼光、用端正的态度去认认真真地审视它，尽快地完善它，不要让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
[1]现实中就有许多案件，明明是错判，但是无论当事人怎么上诉、申诉，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维持原判或者是对原审的判决略作修改。并在当事人上诉、申诉的过程中，有来说软话的，有来威胁的，有来施加压力的……这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不过，也有例外，但却往往要经历砸锅卖铁、倾家荡产、身心俱惫等过程。
[2]对于死刑核准权下放可能出现的问题，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建平曾作这样的分析：“各省高院行使复核权带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实践中受到党政领导的干预比较明显。有时，证据、程序上的疑点不能充分考虑；另外，发案率、社会治安一票否决权等类似的东西使省一级高院在处理时某些环节上不太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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