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八条有关拘留的规定的联合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05:03:41 浏览: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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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八条有关拘留的规定的联合通知
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八条有关拘留的规定的联合通知
1983年3月19日，公安部、最高法院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已从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起在全国试行。现就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八条关于拘留的规定，通知如下：
（一）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强制措施。人民法院采用这种强制措施，必须十分慎重，只有对极少数有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的人，经过多次耐心教育，仍坚持不改时，方可实行拘留，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决定采用拘留措施时，应当作出《拘留决定书》，经院长批准，由司法警察将《拘留决定书》连同被拘留人一并送交当地公安机关，当地公安机关凭人民法院的《拘留决定书》接受被拘留人并予看管。被拘留人要自带被褥，并负担被拘留期间的伙食费用。
（三）公安机关可以将这种因妨害民事诉讼而被拘留的人放在行政拘留场所内看管，但不要将他们同受刑事拘留和逮捕的未决犯混杂在一起看管。
（四）人民法院决定提前解除拘留的，应当作出《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经院长批准后，交由当地公安机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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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农业银行市分行（劳动仲裁被申诉人）
被告：王某 原农业银行某县支行员工（劳动仲裁申诉人）
【案情】
2002年5月份，农行市分行在业务检查中，查出王某在业务操作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遂按照总行制定的有关规章和员工处罚管理权限，以市分行文件形式对王某作出了开除决定，受文机关为下辖的县支行。而后，县支行召开职代会，讨论并通过了对王某的开除决定，并将市分行的处分决定送达王某。王某收到处分决定后，将市分行作为被申诉人向劳动仲裁委提出申诉。
在仲裁审理期间，市分行就其与王某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劳动争议主体作了答辩。其一，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有关政策，劳动争议的主体是职工和用工单位，县支行依据上级授权，有权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且事实上与王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是县支行这一用工主体。二是市分行作出的处分决定，通常，“决定”是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作出决策或安排，并要求机关各部门和下级机关或有关单位贯彻执行的指令性公文。适用于重要事项或者重大行动作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从其“决定”格式和受文机关实质看，是上下级的内部意见的传递，并不具备劳动部所规定的开除决定通知书的法律特征。更何况，市分行没有委托县支行将此文件送达王某等人，也没有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王某，所以对王某不发生法律效力。三是县支行作为用工单位，召开职代会讨论了王某的开除事项，又实施了送达市分行处分决定的行为，在实质上是将市分行的意志已转移为县支行的意思，且在形式上又符合劳动行政部门规定的开除决定程序的法律特征，故而，县支行是实施开除决定的主体。
劳动仲裁委认为，县支行不具备法人资格，所以不具备用工主体，县支行将市行处分决定直接送达王某，是市分行的处分决定导致了单方面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关系，因市分行的处分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程序不当，所以裁决撤销处分决定。
市分行接到裁决书后向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仲裁确认的仲裁主体——被申诉人错误。
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仲裁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对仲裁裁决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仲裁裁决中市分行作出的其不应该成为被申诉人的答辩意见理由充分，仲裁确定的主体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法释〔2000〕18号）第三条“因仲裁裁决确定的主体资格错误或仲裁裁决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原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规定的精神，驳回原告起诉。”判决：确认劳动仲裁认定被申诉人主体错误，驳回农业银行市分行起诉。
【法理评析】
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因实现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而发生的纠纷，又称劳动纠纷，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实现或履行《劳动法》确定的劳动权利义务产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目前，关于劳动争议的界定有关规定有如下依据：
早在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在第2条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企业与职工之间：“(一)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三)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
《劳动法》颁布后，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对《劳动法》第82条对《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作了补充性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符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则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
这些规定表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所界定的劳动争议范围不尽相同。但是，均有具有如下特征：（1） 劳动争议主体一方为用人单位，另一方必须是劳动者；（2） 劳动争议主体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3） 劳动争议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4） 劳动争议的内容必须是与劳动权利义务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市分行不应成为仲裁裁决的被申诉主体。
劳动仲裁是以县支行不具备法人资格，继而推出不具备用工主体的结论，这是缺乏依据的。我国商业银行法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体系有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具备法人资格，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据此规定，如果以劳动仲裁的逻辑，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市分行岂不也不能成用工主体？这显然是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体系的一种误解。
实际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各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法人资格，但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均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诉讼主体，在商业银行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权利，只要有证据证明上级行授权县支行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就应认定县支行具备用工资格。
市分行与王某是否是利害关系人？笔者认为，市分行依据内部规章作出开除决定，是合乎程序的，其文件的受文机关是县支行，因市分行没有将开除处分的意思送及被开除人，对于被开除人当然不发生效力，仅能作为内部意见。由于开除的本质是解除合同、停发工资，解除合同也只能是县支行与其解除合同、停发工资也只能是县支行停发，市分行与王某没有劳动合同关系，没有工资关系，市分行何以解除劳动合同？何以停发工资？由此可见，造成合同被解除、工资被停发的责任在县支行。
开除职工有严格的程序。县支行召开了职代会，又实施了送达市行处分决定的行为，这足以证明是县支行实施处分行为。在实施中，县支行有明显的程序不当问题，这正是其应成为被申诉主体的理由。
开除决定并不必然引发市分行成为被申诉主体。《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开除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就本案而言，其特殊情况就在于争议发生在员工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国有商业银行授权管理、分级经营模式，恰恰证明了市分行作为管理者的做法是正当的。劳动仲裁中把用工主体的上级单位对劳动者拥有的管理权而形成的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混淆为上级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混淆了劳动争议主体与民事责任实际承担者的概念。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及其适用
——搜索引擎爬虫协议引发的思考
张平. 北京大学法学院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给企业带来生机同时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市场竞争，相对于互联网发展的速度，立法相对滞后。考察我国目前对于互联网行业竞争行为的规制现状，可以发现，相关法律法规具有明显的反应性与被动型，并且存在不足。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着立法的完善，技术的进步是互联网法律发展的动力。我国在1993年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迫于360公司与腾讯公司之间“3Q”大战引发的压力，在2011年，工信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2012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2012年8月以来，随着百度与360公司关于搜索引擎爬虫行为争议引发的“3B”大战，又将互联网多年遵循的处于后台的行业惯例（即“爬虫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推到了前台，在无法寻找到直接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能否在现有法律中如《反不正竞争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成为讨论的热点。
《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于颁布时间过早 ，对于之后的技术发展很难有预见性，其规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很难适用于如今的互联网领域。因此，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试图通过适用一般条款，对互联网的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一、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理分析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道德的保护
对于何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了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来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1]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在原则性的规定以外，《反不正当竞争法》 还在第二章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仿冒、限制竞争、权力经营、商业贿赂、虚假广告、侵犯商业秘密、倾销、不正当附条件销售行为、不当有奖销售、损害商业以及串通投标。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就存在所谓的一般条款在学界仍有争论。目前主要有三派观点，即“一般条款说”、“法定主义说”以及“有限的一般条款说”。
“一般条款说”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不限于第2章所列举的11种行为，它还包括该法总则尤其是第2条第2款的规定所认定的行为。“法定主义说”则持相反意见，理由在于：第一，法条通过“违反本法规定”的表述限定了该条款乃至该法的适用范围；第二，从法律条文的一般关系看，通常确立“一般条款”的立法，都会在下文列举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时添加类似“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兜底性条款，而我国并没有这样的规定。[2]“有限的一般条款说”认为，司法机关可以据此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行政机关不能依据该条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条只对司法机关有意义，对行政机关不具有意义。[3]
笔者赞同“有限的一般条款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颁布实施十几年，实际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采用“法定主义说”将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造成极大的限制，不符合现实情况。“一般条款说”过于灵活，如果不加限制地赋予执法机关根据个案随时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力，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同时，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章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与第2章相对应，第2条的规定很难适用。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条是一个“有限的一般条款”。该条款对于不同的竞争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有学者认为：第一，对于须予以行政处罚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又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照一般条款将其确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没有意义，除非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另有规定。第二，对于受害人请求赔偿，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又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任何一级法院可以根据个案将其确认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4]依据以上观点的分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所列举的11种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并不包括对违反一般商业道德行为的规制。因此，如果试图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对商业道德的保护，就必须适用其一般条款。
一般条款中对于商业道德的保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可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精髓是维护商业伦理或者商业道德，这与维护竞争自由的反垄断法形成鲜明的对比。[5]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条对该法的立法目的作出了规定 ，即“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可以看出，该立法目的体现的是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维护、对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障，是一种对于商业道德的维护。这种对于商业道德维护的立法精神在第2条体现的更为明显，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了“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的基本原则。该法第2条也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主要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就是维护商业伦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是指“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惯例的任何竞争行为”，“违反诚实惯例”是判断竞争行为是否正当的基本标准。[6]而在判断竞争行为时，这种“诚实惯例”的标准是一种道德标准。
因此，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考量，尤其涉及对于商业道德的保护，应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在适用一般条款是，我们需要注意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边界，防止对于法律的扩大适用。
（二）一般条款的定义及适用
1.一般条款的定义
通常所说的法律上的一般条款，主流观点比较认同由日本法学家我妻荣主编的《新法律学词典》对于一般条款的定义，“一般条款又称为概括性条款，大致在两种意义上使用。（1）把法律上的要件制定为抽象的、一般的规定。其具体适用听任法官，具有灵活性，在根据社会情况变化可追求妥当性这一点上，是有特点的。私法上多用于这一意义。（2）公法上，例如‘认为公益上有需要时’，指以不确定的概念为行政行为要件规定，也还有把与一定情形有关的情况统一整理为对象的规定。”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涉的一般条款，孔祥俊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一般条款即规定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在法律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的抽象的或者概括的规范。[7]
2.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
（1）基本要求
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①贯彻《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②把握《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核心原则；③进行利弊权衡。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宗旨由该法的第1条予以规定，即“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适用一般条款时，应当考虑不正当行为是否有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否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是否侵害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般条款的核心原则包括诚实信用和遵守商业道德。二者是判断竞争行为是否正当的基础。当面临某一竞争行为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考量其是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或违背了基本的商业道德。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的进一步解释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进行利弊权衡是指法官应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为主导，综合考虑竞争主体、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按一般条款规定的原则判断究竟应注重哪一方的利益。[8]进行利弊权衡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必须以前两项基本要求为基础，否则容易导致一般条款的适用偏差。
（2）一般要件
如前所述，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采取“有限的一般条款说”，其适用依赖于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一般条款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山东山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山孚日水有限公司与马达庆、青岛圣克达诚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9]（以下简称“海带配额”案）中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作出了解释，认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应具备以下条件：①法律对该种竞争行为未作出特别规定；②使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确因该竞争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③该种竞争行为因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或者说可责性。
被告：王某 原农业银行某县支行员工（劳动仲裁申诉人）
【案情】
2002年5月份，农行市分行在业务检查中，查出王某在业务操作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遂按照总行制定的有关规章和员工处罚管理权限，以市分行文件形式对王某作出了开除决定，受文机关为下辖的县支行。而后，县支行召开职代会，讨论并通过了对王某的开除决定，并将市分行的处分决定送达王某。王某收到处分决定后，将市分行作为被申诉人向劳动仲裁委提出申诉。
在仲裁审理期间，市分行就其与王某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劳动争议主体作了答辩。其一，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有关政策，劳动争议的主体是职工和用工单位，县支行依据上级授权，有权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且事实上与王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是县支行这一用工主体。二是市分行作出的处分决定，通常，“决定”是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作出决策或安排，并要求机关各部门和下级机关或有关单位贯彻执行的指令性公文。适用于重要事项或者重大行动作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从其“决定”格式和受文机关实质看，是上下级的内部意见的传递，并不具备劳动部所规定的开除决定通知书的法律特征。更何况，市分行没有委托县支行将此文件送达王某等人，也没有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王某，所以对王某不发生法律效力。三是县支行作为用工单位，召开职代会讨论了王某的开除事项，又实施了送达市分行处分决定的行为，在实质上是将市分行的意志已转移为县支行的意思，且在形式上又符合劳动行政部门规定的开除决定程序的法律特征，故而，县支行是实施开除决定的主体。
劳动仲裁委认为，县支行不具备法人资格，所以不具备用工主体，县支行将市行处分决定直接送达王某，是市分行的处分决定导致了单方面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关系，因市分行的处分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程序不当，所以裁决撤销处分决定。
市分行接到裁决书后向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仲裁确认的仲裁主体——被申诉人错误。
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仲裁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对仲裁裁决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仲裁裁决中市分行作出的其不应该成为被申诉人的答辩意见理由充分，仲裁确定的主体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法释〔2000〕18号）第三条“因仲裁裁决确定的主体资格错误或仲裁裁决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原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规定的精神，驳回原告起诉。”判决：确认劳动仲裁认定被申诉人主体错误，驳回农业银行市分行起诉。
【法理评析】
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因实现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而发生的纠纷，又称劳动纠纷，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实现或履行《劳动法》确定的劳动权利义务产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目前，关于劳动争议的界定有关规定有如下依据：
早在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在第2条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企业与职工之间：“(一)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三)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
《劳动法》颁布后，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对《劳动法》第82条对《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作了补充性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符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则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
这些规定表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所界定的劳动争议范围不尽相同。但是，均有具有如下特征：（1） 劳动争议主体一方为用人单位，另一方必须是劳动者；（2） 劳动争议主体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3） 劳动争议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4） 劳动争议的内容必须是与劳动权利义务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市分行不应成为仲裁裁决的被申诉主体。
劳动仲裁是以县支行不具备法人资格，继而推出不具备用工主体的结论，这是缺乏依据的。我国商业银行法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体系有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具备法人资格，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据此规定，如果以劳动仲裁的逻辑，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市分行岂不也不能成用工主体？这显然是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体系的一种误解。
实际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各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法人资格，但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均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诉讼主体，在商业银行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权利，只要有证据证明上级行授权县支行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就应认定县支行具备用工资格。
市分行与王某是否是利害关系人？笔者认为，市分行依据内部规章作出开除决定，是合乎程序的，其文件的受文机关是县支行，因市分行没有将开除处分的意思送及被开除人，对于被开除人当然不发生效力，仅能作为内部意见。由于开除的本质是解除合同、停发工资，解除合同也只能是县支行与其解除合同、停发工资也只能是县支行停发，市分行与王某没有劳动合同关系，没有工资关系，市分行何以解除劳动合同？何以停发工资？由此可见，造成合同被解除、工资被停发的责任在县支行。
开除职工有严格的程序。县支行召开了职代会，又实施了送达市行处分决定的行为，这足以证明是县支行实施处分行为。在实施中，县支行有明显的程序不当问题，这正是其应成为被申诉主体的理由。
开除决定并不必然引发市分行成为被申诉主体。《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开除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就本案而言，其特殊情况就在于争议发生在员工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国有商业银行授权管理、分级经营模式，恰恰证明了市分行作为管理者的做法是正当的。劳动仲裁中把用工主体的上级单位对劳动者拥有的管理权而形成的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混淆为上级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混淆了劳动争议主体与民事责任实际承担者的概念。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及其适用
——搜索引擎爬虫协议引发的思考
张平. 北京大学法学院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给企业带来生机同时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市场竞争，相对于互联网发展的速度，立法相对滞后。考察我国目前对于互联网行业竞争行为的规制现状，可以发现，相关法律法规具有明显的反应性与被动型，并且存在不足。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着立法的完善，技术的进步是互联网法律发展的动力。我国在1993年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迫于360公司与腾讯公司之间“3Q”大战引发的压力，在2011年，工信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2012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2012年8月以来，随着百度与360公司关于搜索引擎爬虫行为争议引发的“3B”大战，又将互联网多年遵循的处于后台的行业惯例（即“爬虫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推到了前台，在无法寻找到直接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能否在现有法律中如《反不正竞争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成为讨论的热点。
《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于颁布时间过早 ，对于之后的技术发展很难有预见性，其规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很难适用于如今的互联网领域。因此，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试图通过适用一般条款，对互联网的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一、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理分析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道德的保护
对于何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了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来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1]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在原则性的规定以外，《反不正当竞争法》 还在第二章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仿冒、限制竞争、权力经营、商业贿赂、虚假广告、侵犯商业秘密、倾销、不正当附条件销售行为、不当有奖销售、损害商业以及串通投标。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就存在所谓的一般条款在学界仍有争论。目前主要有三派观点，即“一般条款说”、“法定主义说”以及“有限的一般条款说”。
“一般条款说”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不限于第2章所列举的11种行为，它还包括该法总则尤其是第2条第2款的规定所认定的行为。“法定主义说”则持相反意见，理由在于：第一，法条通过“违反本法规定”的表述限定了该条款乃至该法的适用范围；第二，从法律条文的一般关系看，通常确立“一般条款”的立法，都会在下文列举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时添加类似“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兜底性条款，而我国并没有这样的规定。[2]“有限的一般条款说”认为，司法机关可以据此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行政机关不能依据该条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条只对司法机关有意义，对行政机关不具有意义。[3]
笔者赞同“有限的一般条款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颁布实施十几年，实际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采用“法定主义说”将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造成极大的限制，不符合现实情况。“一般条款说”过于灵活，如果不加限制地赋予执法机关根据个案随时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力，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同时，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章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与第2章相对应，第2条的规定很难适用。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条是一个“有限的一般条款”。该条款对于不同的竞争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有学者认为：第一，对于须予以行政处罚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又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照一般条款将其确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没有意义，除非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另有规定。第二，对于受害人请求赔偿，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又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任何一级法院可以根据个案将其确认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4]依据以上观点的分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所列举的11种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并不包括对违反一般商业道德行为的规制。因此，如果试图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对商业道德的保护，就必须适用其一般条款。
一般条款中对于商业道德的保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可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精髓是维护商业伦理或者商业道德，这与维护竞争自由的反垄断法形成鲜明的对比。[5]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条对该法的立法目的作出了规定 ，即“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可以看出，该立法目的体现的是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维护、对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障，是一种对于商业道德的维护。这种对于商业道德维护的立法精神在第2条体现的更为明显，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了“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的基本原则。该法第2条也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主要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就是维护商业伦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是指“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惯例的任何竞争行为”，“违反诚实惯例”是判断竞争行为是否正当的基本标准。[6]而在判断竞争行为时，这种“诚实惯例”的标准是一种道德标准。
因此，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考量，尤其涉及对于商业道德的保护，应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在适用一般条款是，我们需要注意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边界，防止对于法律的扩大适用。
（二）一般条款的定义及适用
1.一般条款的定义
通常所说的法律上的一般条款，主流观点比较认同由日本法学家我妻荣主编的《新法律学词典》对于一般条款的定义，“一般条款又称为概括性条款，大致在两种意义上使用。（1）把法律上的要件制定为抽象的、一般的规定。其具体适用听任法官，具有灵活性，在根据社会情况变化可追求妥当性这一点上，是有特点的。私法上多用于这一意义。（2）公法上，例如‘认为公益上有需要时’，指以不确定的概念为行政行为要件规定，也还有把与一定情形有关的情况统一整理为对象的规定。”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涉的一般条款，孔祥俊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一般条款即规定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在法律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的抽象的或者概括的规范。[7]
2.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
（1）基本要求
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①贯彻《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②把握《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核心原则；③进行利弊权衡。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宗旨由该法的第1条予以规定，即“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适用一般条款时，应当考虑不正当行为是否有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否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是否侵害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般条款的核心原则包括诚实信用和遵守商业道德。二者是判断竞争行为是否正当的基础。当面临某一竞争行为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考量其是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或违背了基本的商业道德。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的进一步解释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进行利弊权衡是指法官应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为主导，综合考虑竞争主体、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按一般条款规定的原则判断究竟应注重哪一方的利益。[8]进行利弊权衡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必须以前两项基本要求为基础，否则容易导致一般条款的适用偏差。
（2）一般要件
如前所述，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采取“有限的一般条款说”，其适用依赖于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一般条款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山东山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山孚日水有限公司与马达庆、青岛圣克达诚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9]（以下简称“海带配额”案）中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作出了解释，认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应具备以下条件：①法律对该种竞争行为未作出特别规定；②使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确因该竞争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③该种竞争行为因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或者说可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