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业部关于建立换货贸易关系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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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业部关于建立换货贸易关系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业部关于建立换货贸易关系的协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０日）
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业部的邀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张世尧同志率领的中国商业部代表团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四日至十一日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对苏联商业部代表团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访问中国的一次回访。访问期间，中国商业部代表团受到了苏联商业部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在苏期间，中国商业部代表团还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地，参观了商业网点、工厂等设施，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欢迎和接待。
中国商业部代表团在苏期间，与苏联商业部代表团就建立两国商业部之间换货贸易关系和一九八八年双方换货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是在求实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经过会谈，双方同意正式建立换货贸易关系，并一致认为发展两国商业部之间的换货贸易，有助于扩大两国市场商品品种和两国商业部门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此，双方商定：
１．中苏两国商业部之间的换货贸易，应在不影响两国政府贸易协议的前提下，在平等互利、需要与可能和年度换货平衡的基础上进行。
２．换货业务将依据中国商业部和苏联商业部每年签署的换货协议办理。
３．中苏两国商业部年度换货协议，由各自指定的外贸公司负责实施。中方为中国商业对外贸易公司，苏方为全苏工业品贸易进口公司。
４．商品价格，凡当前中苏两国政府协定贸易中有的进出口商品，即按政府贸易价格；政府贸易中没有的商品价格，由双方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协商确定。
５．为进行换货业务，双方应在各自的国家银行开立专门帐户，以瑞士法郎为清算单位。
６．一九八八年，中苏两国商业部之间换货贸易总额为５００万瑞士法郎，其中：进口为２５０万瑞士法郎、出口为２５０万瑞士法郎。具体货单见本协议附条一、二。
７．本协议不受已谈定的贸易额限制。双方将寻找扩大换货品种和增加贸易额的可能性。
８．在本协议签署后，双方的贸易公司应在两个月内根据本协议所附货单签订具体品种的合同。为此，双方应迅速提供换货品种的具体资料和样品，以利于尽快签订合同。
９．一九八八年第四季度在北京举行一九八九年度换货谈判。
本协议用中、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协议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在莫斯科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业部
副部长 副部长
张世尧 沙鲁哈诺夫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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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诱惑调查有其存在的空间，特别是对于“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及其实践基础。但是行政诱惑调查是一种职权主义调查，如果不予以严格的规制，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治社会，只有法律才享有崇高的权威，社会调控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法律对社会各项事物作出规定，然后按照规则良好运行。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的手段，对社会进行调整，特别是对权力进行控制。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进行法律规制，能够有效地起到调节作用，一方面使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发挥提高行政效率、查处行政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又使行政诱惑调查的行使不侵犯公民、法人等的合法权益，达到两者间的平衡，也符合现代行政均衡理论之要求。
一、适用行政诱惑调查的条件特定
1、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特定
行政调查的首要原则是职调查原则，这一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行政调查必须遵循法定的权限规则，即一定的行政调查只能由相应的行政主体来进行。行政诱惑调查属于职权主义调查，其实施主体理应是享有行政执法权之主体，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公民和组织。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行政执法中情况确并非如此，在上海查处“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实施引诱、使被调查人落入陷阱的往往是公民“钓钩”，这些“钓钩”由“钓头”招募的，用来实施引诱行为，使司机落入诱惑调查中，“钓头”则直接与交通执法部门接触。而现实中由这些“钩子”群体实施的诱惑调查行为就确产生了不少问题，那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完善对行政诱惑调查主体的规制。
公民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影响。第一，“钩子”群体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不择手段实施诱惑行为。公民只有在有利益可沾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地去实施诱惑调查行为，据有数据表明，执法部门一般与“钩头”谈好，抓一辆黑车给500元，200元归钩头，200元给钓钩，100元作为执法人员的回扣。 并且在上海部分地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推出奖励举报制度，对举报“黑车”成功的公民可获得百元现金奖励。在此制度下，从而催生了以“举报协查”为业的人员，职业、半职业协查人员数量增多。“那些专门靠诱惑调查吃饭的人容易不择手段诱人实施违法行为”， 由此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受到重视。第二，公民因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如曾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某日中午，一辆轿车驾驶到某某城市修理厂门口时，被执法人员围住，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执法人员砸破驾驶员处的车窗玻璃，试图强行打开车门，不料此时司机拿起刀具，向坐在旁边的女乘客的颈部和胸部连刺两刀，经抢救无效，这名女乘客不幸身亡。后经查明，这名司机乃是涉嫌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事发前这名女乘客正是在帮助某区执法部门查获“黑车”搜集证据。死亡的“女乘客”是“一名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但是对其死亡性质的认定则存在问题，将其认定为“因公死亡”有些难度，因为她本身的行为与交通执法部门并无法律关系。对公民由此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是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所带给我们的思考。
但是，从客观上看，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确实对查处违法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查处“黑车”过程中确实创下不少功劳。龙宗智教授也指出：公民的行为动机不决定行为的法律性质。也就是说，无论公民是出于维护法纪的责任感，还是由于为获举报奖的利益驱动，都不影响其行为的合法性。因为法律不同于道德，它针对的只是人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他的思想动机。这与为索赔而打假系合法行为同理。而且国家应当鼓励而不是抑制公民与违法行为作斗争。
综上，行政机关是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是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力，同时也是行政机关应尽的义务。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的过程中，能否借助普通公民协助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有限性，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单单凭借行政机关的力量，可能无法完成调查任务进而使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行使强制力使公民协助调查，参与调查的领域限于举报、提供线索等，而不能是不择手段地实施引诱、诱导被调查人实施违法行为。同时，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情况是行政调查机关无权应对或无法应对的，根据国家机关各部门分工合作及互相配合原则，行政调查机关也可请求其他机关和部门给与协助调查。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机关可以授权其下属机关主持调查，也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代为调查。奥地利《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可委托公设鉴定人或法院调查。
2、行政诱惑调查适用情形特定
鉴于前文对行政诱惑调查价值的分析，“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具有正面价值，“犯意诱发型”具有负面影响。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的适用情形，在法律上应该明确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的适用，限于特定的“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适用。因为，有学者对“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合法性还尚存疑问，但对“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不具有合法性是确定的。 同时，在刑事领域，世界上各国的做法都是，在法律上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持有否定态度，在此种情形下，被诱惑人享有陷阱抗辩之理由。在行政调查过程中，如果允许犯意诱发型行政诱惑调查，就意味着社会上的任何公民和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漫无目的、随机地抽取被调查人，这样的法律实施是不理性的，也不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所以，将行政诱惑调查只限于“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也就意味着，只有在有一定证据证明被调查人有违法行为嫌疑时，或虽没有实施违法行为，但有迹象表明已经具有违法意图的，才能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只有这种行政诱惑调查才是对已经存在的违法行为的反应，目的是为了恢复已遭破坏的社会秩序，或使准备实施的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中，这能既保护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节约执法成本。但这里会产生的一个难题，那就是行政调查主体如何判断被调查人员在此之前已经具有违法意图。对于这个问题，前文已有论及，从学理上，根据主观与客观标准，可以明确地区分在行使行政诱惑调查之前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但在实践中，判断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只能由行政调查主体进行判断，而且必须在实施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判断出其是否有违法意图，之后行政调查主体才能决定是否实施诱惑调查，这就使判断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我们知道，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是一种主观心态，我们也不能要求行政调查人员能探知到被调查人员的主观心理，因为他们不是心理学家，不能知晓被调查人在何时何地会有违法意图。所以，行政调查人员要判断一个公民是否具有主观违法心态，只能从他实施的行为进行推知、进行判断。在行政诱惑调查之前，行政调查主体根据其他方法获得的相关信息，被调查对象正在或准备实施相似的违法行为，从而判断其具有违法意图。这种判断一般适用于违法行为具有连续性和反复性特征。另外，由于行政特点决定，在行政程序中，对行政事实及证据的认定证明标准可以低于诉讼程序。同样，在行政诱惑调查程序，行政调查执法主体对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的判断标准，也不能像刑事程序中的那样严格，只要达到合理、可以具体指明嫌疑的程度即可。马怀德教授在他《行政程序立法研究及其理由说明》书中提到，“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可以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也即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主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确信的一种证据制度。 在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程序中，对被调查人员是否具有违法意图的判断，是一种主观思维过程。行政执法人员通过一些行为迹象的存在为前提，运用行政执法的经验、良知和理性对被调查人员进行判断，而不单凭“自由”心证判断。这与追求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理论是相适应的，本质上与行政程序法一致。
二、行政诱惑调查的程序限制
制定程序规则是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调查行为进行控制的有效手段。无论何种类型的行政调查，符合程序规则是法治主义的必然要求。“法治与程序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程序，法治的理念与要求无法转化为法治规范；没有程序，法治的规范与原则无法转化为法治现实”。 行政调查与公众的权利密切相关，行政诱惑调查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调查方式，更容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对行政诱惑调查加以程序上的规制，对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有着重要意义。行政诱惑调查是行政调查主体采用的一种特殊手段，其程序规则的限制与一般行政调查规制有相同之处、也有特别的地方。
1、启动程序
对行政调查的发动一般有行政主体依职权主动发动和依申请决定发动两种启动模式。我国有关法律对行政调查的发动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及投案后，对认为属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国外许多行政调查立法规定了行政主体依申请发动行政调查的类型。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4条规定：“提出的申明或申请属于行政机关负责调查的范围的，行政机关不得以申明或申请本身不准许或不具理由而拒绝接受”。在日本，法律也授予权利主体一调查请求权，如《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第93条规定：“当消费生活用品的安全性存在问题，认为有可能对一般消费者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害时，任何人可以向主务大臣提出申请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主务大臣在收到申请后作出决定进行必要的调查”。
行政诱惑调查属于职权主义调查，根据职权主义原则，行政诱惑调查的发动应当由法律赋予行政调查权的行政主体依职权进行。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的有限性，社会上行政违法现象的增多，且隐蔽性强、复杂程度高，行政诱惑调查也不排除依申请决定发动。行政违法现象与广大民众直接接触，公民可以了解到一些行政调查主体无从了解的信息，在此情形下，公民向行政主体申请进行行政诱惑调查，行政主体必须对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启动行政诱惑调查手段。但是，在启动行政诱惑调查程序之时，必须注意的是，行政主体必须穷尽其他调查手段，当其他一般调查手段不能达到调查之目的，方可适用行政诱惑调查。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虽然能以低成本、高效率地收集到更多行政违法行为的证据信息资料，但倘若运用不当就容易造成对被调查人的伤害。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必须慎重，当其他一般的行政调查方法能够达到调查目的的情况下，一般不启动行政诱惑调查，行政诱惑调查的发动只是作为最后一种调查手段。
2、批准程序
行政诱惑调查程序发动之后，还必须得到相关机关的批准之后，才能实施。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认为对于某个案件需要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按照正常的行政程序立案，然后根据案件的具体性质制定行政诱惑调查的方案，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应包括：案件的性质、确定的被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必要性及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如何进行“诱惑”，是否需要其他机关部门协助等。制定完成行政诱惑调查之后，报请有关机关批准。鉴于行政诱惑调查的非公开性及容易造成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行政诱惑调查的批准机关应该是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上级机关，且必须规定严格的审批程序。
但是，不管是由上级行政机关审批、还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都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控制行政权远达不到由中立的第三方法院控制行政权的程度。国外的对行政调查的实施采取“法官令状主义”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法官令状主义”是指调查的实施需要需要法官签发检查令或搜查令方可进行。 法官令状主义源于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财产及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所以在涉及对公民住宅、人身进行强制检查时，必须由法官签发搜查令才可进行。这一规定原本只在刑事程序规定，直到近些年来，美国法院通过判例逐渐将其援用到行政报告、行政检查及行政调查等问题上。 我国宪法第37、39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用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侵入公民住宅。”这一规定一般被理解为对刑事诉讼行为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只是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搜查需要严格的令状，而对轻微的违法的现场检查或人身检查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审批程序。 随着我们对人权保障的重视，行政调查的恣意性及行政诱惑调查运用不当容易造成权益的损害性，可以借鉴“法官令状主义”在行政程序中的施行。但是考虑到行政程序的特殊性，对行政调查及行政诱惑调查，不能按照刑事程序中的严格规定，而采取“有限的法官令状主义”。对于一些特殊的行政调查案件，需要采用特殊方法的，由法院或法官作出决定是否批准行政诱惑调查的实施。法院处于超然的、中立的第三方地位，以司法权控制行政权，避免行政内部的审查与批准流于形式，对行政权的行使过程进行有效地监督，能更好地保护公民及其公共利益。
3、实施程序
在获得批准之后，行政诱惑调查的具体办案人员应当及时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并遵守一定的步骤。
首先，表明身份。表明身份，是指在进行行政调查时，行政执法人员主动向被调查人员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包括工作证件、授权证书以及其他证明文件，以证明其具有进行行政调查的主体和行为资格。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实施调查之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其行政法的意义在于，通过表明执法身份，从外在形式意义上说明执行公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使被调查人产生协助调查义务，如果事实上被调查人妨碍执行公务，则可依据有关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从宪法意义上讲，是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促使公民由以往的纯粹客体向积极行使参政权转变，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程度，积极地推进了行政民主化的实现。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其表明身份的时间与一般行政调查稍微有不同。在一般行政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往往是在进行调查之前、准备进入调查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而由于行政诱惑调查非公开性，行政执法人员通常是通过隐瞒身份进行调查，才能获得真实可靠充分的证据。因此，在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就不能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以免暴露真实身份收集不到证据资料。但又因为表明身份极其重要性，它是行政程序过程中的基本要求，行政诱惑调查若不遵守这一程序，其调查结果的正当性就会受到怀疑。所以，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应在调查完毕、作出后续的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这样一方面遵循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实现行政调查之目的，符合程序合法性、结果合理性的要求。
其次，说明理由。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 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是保护公民知情权和参政权的体现，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能够获得被调查人的理解、支持与协助， 实现行政正义的有效途径。“给予决定理由是行政正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给予决定的理由是正常人正义感所要求的，这也是所有对他人行使权力的人一条健康的戒律”。 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在作出后续行政处理决定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可以缓解被调查人的抵触情绪，更好地配合行政执法人员完成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随着现代政府执法方式向文明执法方向的转变，行政程序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就能充分体现从“暴力执法”向“文明执法”的转变。行政执法人员不是使用暴力强行执法，而是服之以理，这样的执法结果更具有信服力，提高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程度。而不是像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上海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强行拔下被诱惑司机车钥匙，不向被调查人做任何解释，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使被调查人在不知情与强迫下对行政处罚决定签字。如在孙中界案件中，在没有向孙中界说明任何之理由时，行政执法人员就拿出调查处理通知书、扣押证等凭证要求其签字。而当孙中界看到“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字样后，就拒绝在上面签字，拒签之后的结果是孙中界被要求不得离开，直到孙中界要上厕所，万般无奈之下，才签了字，执法人员才让其离开。
再次，听取当事人意见。听取当事人意见，尤其是在行政主体要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行政决定前，必须听取当事人意见，这不仅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调查程序中获得相关案件事实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给予当事人主张权利和提出申辩的重要机会。听取当事人意见作为一项调查程序的基本制度在各国或各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调查结束之后，向被调查人作出不利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必须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意见，以期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最低限度的公正概念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某些程序要素对于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不可放弃的。这些程序至少包括：程序无偏私地对待当事人；在行使权力可能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表达意见和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以及说明理由。 我们仍以上海孙中界钓鱼执法事件为例，倘若行政调查主体在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能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给予其表达意见的机会。行政调查主体就能获悉当事人并非正从事非法营运，而是心存善念，是助人为乐的行为。在得知这些信息的情况下，行政调查主体结合相关证据可能不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也不至于导致孙中界自砍小指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为自己的助人为乐行为而感到万分遗憾，冲击了广大公民的道德情感。也就不会发生交通执法部门公开向孙中界道歉并向其提供赔偿。这也足以充分证明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听取被调查人的意见的重要性，一方面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树立政府良好形象。
三、加强行政诱惑调查的法律救济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农牧渔业业部制定的都倚蠹仪莘酪咛趵凳┫冈颉罚ㄒ韵录虺啤断冈颉罚┑墓娑ǎ岷衔沂∈导是榭觯贫ū臼凳┌旆ā?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家畜、家禽、畜禽产品，除相同于《条例》第二条规定外，还包括蜜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畜禽传染病、除相同于《细则》第三条规定外，结合我省实际，在二类传染病中增列以下几种：气肿疽、伪狂犬病、山养脑炎关节炎、蜜蜂美洲幼虫腐臭病、蜜蜂欧洲幼虫腐臭病、中蜂囊状幼虫病。
第四条 省农牧厅主管全省的家畜、家禽（统称畜禽）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各地、市、县（区）农牧部门及乡（镇）政府负责管理和监督本地区的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
畜禽、畜禽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做好本系统的畜禽防疫工作，并接受农牧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五条 省、地、市、县（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动物检疫站及驻铁路、公路车站和航运码头、航空机场的动物检疫站（以下统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和乡（镇）畜牧兽医站，具体负责畜禽、畜禽产品的兽医卫生及防疫、检疫工作，每年制订防疫检疫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畜禽检疫机构和乡（镇）畜牧兽医站，可与村民委员会或畜主签订畜禽防疫承包合同或畜禽防疫保险合同。
第六条 凡具备检疫、检验设备和有中专程度以上兽医技术人员的农牧大专院校、畜牧兽医研究所、国营种畜（禽）场（包括农垦部门、公安机关、部队等系统所属的），经县以上农牧部门考核批准，发给《家禽、畜禽产品检疫委托单位证书》，即可承担本单位的畜禽、畜禽产品检疫
、检验工作，所出具的检疫证明为有效。
第七条 为防止畜禽传染病传入传出，确定在西安、宝鸡、铜川、安康、汉中、孟原、韩城七个火车站设固定的铁路动物检疫站，由所在地、市防疫机构负责管理；在定边、榆林、府谷、吴堡、富县、长武、陇县、凤县、略阳、宁强、南郑、镇巴、紫阳、镇坪、白河、商南、洛南、山
阳、潼关、韩城等县（市）的省际间公路车站、航运码头设立动物检疫站，由所在县（市）防疫检疫机构负责管理，公安、交通部门予以密切配合，并发给交通检查证。
第八条 县以上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及基层食品站符合《细则》第十一条兽医卫生要求的，经主管部门和农牧部门共同验收合格者，由农牧部门发给《兽医卫生许可证》，负责本场（厂）防疫、检疫工作，畜产品由场（厂）方出具检验证明，对胴体加盖验讫印章。每月五日前应将
上月检疫、检验结果报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不符合兽医卫生要求，无兽医检疫设备和合格检疫员的食品站，暂时由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防疫、检疫工作。
其他畜禽屠宰单位和个体户的兽医卫生管理要求是：屠宰场（点）要远离河流、渠、塘，有便于冲洗、消毒的场地；有污水、粪便、污物处理设施；有专用屠宰工具，屠宰人员身体健康。凡具备以上条件和单位和个体户，经县级禽防疫检疫机构和乡（镇）政府审查合格后，由县级畜禽
防疫机构发给《兽医卫生许可证》，凭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开业手续。宰前检疫、宰后检验由当地畜牧兽医站负责，并出具证明，对胴体加盖验讫印章。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集中屠宰，统一检疫。
第九条 各单位和个人饲养的畜禽，必须按时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的要求，接受预算注射和检疫，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
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对猪瘟、鸡新城疫应普遍进行预防注射，布氏杆菌病、马传染性贫血等疫病，应进行重点防疫；其他疫病的防疫工作，由地、市、县（区）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确定。
已进行过防疫的畜禽要发证或打耳标，同未进行防疫畜禽加以区别。
第十条 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规定：
（一）种畜（禽）场，每年定期对下列畜禽疫病进行临术检查和实验室检验；
种牛：检口蹄疫、结核病、副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牛肺疫、牛地方性白血病、牛传染鼻气管炎、炎膜病、焦点病。
种马、种驴：检马鼻疸、马传染性贫血、马媾疫。
种养：检口蹄疫、猪瘟、猪传染性水泡病、猪霉形体肺炎、猪萎缩性鼻炎、猪密累旋体痢疾。
种兔：检免病毒性败血症、疥癣、球虫病。
种禽：检鸡新城疫、雏白痢、马立克氏病、鸭瘟、球虫病。
奶牛、奶山养和役用马、骡、驴的检验要求，分别与种牛、种养、种马、种驴相同。
（二）其他畜禽饲养单位和个人所养畜禽的检疫项目，由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参照种畜禽的检疫要求另行制订。
（三）对即将屠宰的畜禽只做下列疫病的临床检查：牛检口蹄疫、炭疽；养检口蹄疫、炭疽、养痘；猪检口蹄疫、传染性水泡病、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禽检鸡新城疫、禽霍乱；兔检病毒性败血症。
（四）对蜜蜂只做下列疫病的感观检查：欧洲幼虫腐臭病、美洲幼虫腐臭病、中蜂囊状幼虫病。
（五）畜禽产品的检疫项目：
肉类：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进行，以感观检查、部检淋巴结为主。
皮、毛、角、骨等以消毒为主，其中皮、毛须做炭疽沉淀反应检查。
（六）调出调入我省的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项目，除按《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的检疫对象进行检疫外，还须根据调出调入省的疫情和要求，增加检疫、检验项目。
第十一条 家畜出售前的检疫由当地畜牧兽医站承担；食品收购部门采购的畜禽及其产品，没有检疫证明的，一律在收购站由当地畜牧兽医站统一补俭。严禁收购未经防疫、检疫的畜禽。
凡外省我省或省内跨地区在产地采购畜禽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先到产地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了解疫情，并办理非疫区证明后才能采购。
收购部门和个体户收购生猪，必须查核防疫证（或耳标）、检疫证，做到猪、证相符。兽医卫生检疫人员、监督人员应认真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二条 牲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的兽医卫生管理，以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为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共同负责。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市场防疫、检疫工作；市场管理部门负责有关食品卫生检查工作和违章事件处理。
凡进入交易市场的畜禽及其产品，畜生（货主）必须出示产出检疫证，接受市场管理人员和兽医卫生检疫员的检查；无检疫证的，必须补防、补检后方可交易；鲜肉检验有效期只限当天。严禁有病、中毒及病死、毒死、死因不明的畜禽、肉类和腐败变质的肉类上市交易。对市场上发现
的不合格肉类，可利用的由防疫、检疫机构指定加工单位统一处理；不能利用的，在兽医、卫生、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下销毁，处理费用由货主负担。
第十三条 畜禽及其产品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出县（市）境时的检疫，除按《条例》第八条、第十一条规定办理外，货主须持有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或县以上肉联厂、屠宰场及取得检疫权的基层食品站的检疫、检验或消毒证明，家畜胴体须加盖验讫印章，畜禽提前三天、畜禽产
品提前五天报告当地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证物不符，检疫、检验项目不全，或有可疑病畜禽及其产品混入时，有权重检、补检和抽查。抽查数量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
省内商业部门集中在产地收购、运输畜禽，应提前报告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由其派员或委托当地畜禽防疫检疫单位，就地进行防疫检疫的监督检查。
省外入境或过境的畜禽及其产品，经当地驻车站、港口或机场的动物检疫站验证放行；发现无检疫证，证物不符或有漏检项目的，须经补检、重检后方可放行。
交通运输部门所属的车站、码头、机场以及个体运输户，凭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检疫、检验、消毒证明，方可承运畜禽及其产品。
第十四条 对本省饲养户自养的少量家禽（十只以下）上市交易，只检设不收费。
第十五条 发现《细则》第三条和本办法第三条所规定的二类畜禽传染病的，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无论在畜禽产地、牲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和运输部门，发现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狂犬病、脑炎关节炎、布氏杆菌病、鸭瘟、小鹅瘟、兔病毒性败血病、欧洲幼虫腐臭病、美洲幼虫腐臭病、中蜂囊状幼虫病等，立即就地隔离病畜禽，按《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二）的规
定处理，同时通知原产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人畜共患病还须通知卫生部门追查疫源，采取紧急扑灭措施。
（二）在畜禽产地、牧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和运输部门，发现本条（一）项规定以外的其全二类传染病时，由当地畜禽防疫机构或乡（镇）畜牧兽医站监督畜主对病畜进行隔离管制或治疗；对污染的场地、车站、码头、机场、车辆、船舱及用具进行清洗消毒；对污物、粪便进行发酵
处理。
（三）在屠宰、加工单位或个体户家中，发现有二类传染病的畜禽时，就地隔离治疗或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处理。
第十六条 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内设立监督科（组），配合必要的监督工具，负责对监督员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协助同级人民政府调解处理执行《条例》、《细则》和本办法中的纠纷及重大违章事故。
第十七条 兽医卫生监督员的审批与发证，按照《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凡具有兽医专业中专以上学历、从事兽医实际工作五年以上，或相当于兽医中专技术水平、取得助理兽医师以上技术职称，并且法制观念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工作认真负责，有一定政策水平的人员，由县
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推荐，经县（市、区）和地、市农牧部门审查同意，报省农牧厅考核合格后，代农业部发给兽医卫生监督员证书、证章。检疫员、监督员进入工作岗作须佩戴证章，出示证书。
第十八条 对积极贯彻执行《条例》、《细则》和本办法，在防疫灭病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推荐，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或农牧行政部门批准，给予奖励和表彰。
对违反《条例》、《细则》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应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
（一）对伪造、涂改防疫、检疫证者，给予批评教育或罚款；对拒绝或逃避防疫、检疫者，实行强制性防疫、检疫，并加收三至五倍防疫、检疫费。
（二）未经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批准，私自到疫区或外省采购畜禽及其产品又不报检者，除按规定检疫外，处以一百元至五千元罚款。
（三）对违背《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规定，贩卖、加工病、死畜禽及其产品者，除没收、销毁产品外，处以二十元至五千元罚款。
（四）对已发现的病畜禽及其产品，不按规定处理，或发现一类传染病知情不报，造成疫病传播者，处以十元至一千元罚款。
（五）未取得《兽医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而经营畜禽屠宰及其产品加工业务的，责令停产，补办审批手续，并处以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六）对乱抛病、死畜禽者除批评教育外，责令其深埋；或由他人深埋，令其承担雇工工资和消毒费用。
（七）对不接受监督管理，无理取闹，阻碍兽医卫生监督员、检疫员执行公务，甚至施以辱骂、殴打行为者视其情节轻重，处以五十元至五百元罚款，并令其承担医疗、误工、营养等费用。
（八）兽医卫生监督员、检疫员玩忽职守，弄虚作假，贪污、受贿、索贿的，视其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撤销监督员、检疫员资格，没收非法所得。
凡有以上行为之一，且情节、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按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给予处罚的决定权限是：罚款一百元以下的（含一百元）由兽医卫生检疫员、监督员现场决定并执行；罚款一百元以上至一千元，或停产、停业整顿四天以下（含四天），由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决定；罚款一千元以上或停产、停业整顿五天以上，
由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在收取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决定处罚的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不起诉、又不自觉履地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农牧部门或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所收罚款，应全部上交当地财政部门。
第二十一条 对畜禽及其产品进行防疫、检疫、检验的收费标准由省农牧厅会同省物价局制订颁布。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农牧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九年年二月一日起施行，以前我省所颁发的有关兽医防疫、检疫规定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88年12月26日
一、适用行政诱惑调查的条件特定
1、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特定
行政调查的首要原则是职调查原则，这一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行政调查必须遵循法定的权限规则，即一定的行政调查只能由相应的行政主体来进行。行政诱惑调查属于职权主义调查，其实施主体理应是享有行政执法权之主体，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公民和组织。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行政执法中情况确并非如此，在上海查处“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实施引诱、使被调查人落入陷阱的往往是公民“钓钩”，这些“钓钩”由“钓头”招募的，用来实施引诱行为，使司机落入诱惑调查中，“钓头”则直接与交通执法部门接触。而现实中由这些“钩子”群体实施的诱惑调查行为就确产生了不少问题，那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完善对行政诱惑调查主体的规制。
公民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影响。第一，“钩子”群体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不择手段实施诱惑行为。公民只有在有利益可沾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地去实施诱惑调查行为，据有数据表明，执法部门一般与“钩头”谈好，抓一辆黑车给500元，200元归钩头，200元给钓钩，100元作为执法人员的回扣。 并且在上海部分地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推出奖励举报制度，对举报“黑车”成功的公民可获得百元现金奖励。在此制度下，从而催生了以“举报协查”为业的人员，职业、半职业协查人员数量增多。“那些专门靠诱惑调查吃饭的人容易不择手段诱人实施违法行为”， 由此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受到重视。第二，公民因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如曾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某日中午，一辆轿车驾驶到某某城市修理厂门口时，被执法人员围住，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执法人员砸破驾驶员处的车窗玻璃，试图强行打开车门，不料此时司机拿起刀具，向坐在旁边的女乘客的颈部和胸部连刺两刀，经抢救无效，这名女乘客不幸身亡。后经查明，这名司机乃是涉嫌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事发前这名女乘客正是在帮助某区执法部门查获“黑车”搜集证据。死亡的“女乘客”是“一名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但是对其死亡性质的认定则存在问题，将其认定为“因公死亡”有些难度，因为她本身的行为与交通执法部门并无法律关系。对公民由此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是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所带给我们的思考。
但是，从客观上看，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确实对查处违法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查处“黑车”过程中确实创下不少功劳。龙宗智教授也指出：公民的行为动机不决定行为的法律性质。也就是说，无论公民是出于维护法纪的责任感，还是由于为获举报奖的利益驱动，都不影响其行为的合法性。因为法律不同于道德，它针对的只是人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他的思想动机。这与为索赔而打假系合法行为同理。而且国家应当鼓励而不是抑制公民与违法行为作斗争。
综上，行政机关是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是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力，同时也是行政机关应尽的义务。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的过程中，能否借助普通公民协助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有限性，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单单凭借行政机关的力量，可能无法完成调查任务进而使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行使强制力使公民协助调查，参与调查的领域限于举报、提供线索等，而不能是不择手段地实施引诱、诱导被调查人实施违法行为。同时，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情况是行政调查机关无权应对或无法应对的，根据国家机关各部门分工合作及互相配合原则，行政调查机关也可请求其他机关和部门给与协助调查。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机关可以授权其下属机关主持调查，也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代为调查。奥地利《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可委托公设鉴定人或法院调查。
2、行政诱惑调查适用情形特定
鉴于前文对行政诱惑调查价值的分析，“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具有正面价值，“犯意诱发型”具有负面影响。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的适用情形，在法律上应该明确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的适用，限于特定的“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适用。因为，有学者对“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合法性还尚存疑问，但对“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不具有合法性是确定的。 同时，在刑事领域，世界上各国的做法都是，在法律上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持有否定态度，在此种情形下，被诱惑人享有陷阱抗辩之理由。在行政调查过程中，如果允许犯意诱发型行政诱惑调查，就意味着社会上的任何公民和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漫无目的、随机地抽取被调查人，这样的法律实施是不理性的，也不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所以，将行政诱惑调查只限于“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也就意味着，只有在有一定证据证明被调查人有违法行为嫌疑时，或虽没有实施违法行为，但有迹象表明已经具有违法意图的，才能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只有这种行政诱惑调查才是对已经存在的违法行为的反应，目的是为了恢复已遭破坏的社会秩序，或使准备实施的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中，这能既保护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节约执法成本。但这里会产生的一个难题，那就是行政调查主体如何判断被调查人员在此之前已经具有违法意图。对于这个问题，前文已有论及，从学理上，根据主观与客观标准，可以明确地区分在行使行政诱惑调查之前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但在实践中，判断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只能由行政调查主体进行判断，而且必须在实施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判断出其是否有违法意图，之后行政调查主体才能决定是否实施诱惑调查，这就使判断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我们知道，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是一种主观心态，我们也不能要求行政调查人员能探知到被调查人员的主观心理，因为他们不是心理学家，不能知晓被调查人在何时何地会有违法意图。所以，行政调查人员要判断一个公民是否具有主观违法心态，只能从他实施的行为进行推知、进行判断。在行政诱惑调查之前，行政调查主体根据其他方法获得的相关信息，被调查对象正在或准备实施相似的违法行为，从而判断其具有违法意图。这种判断一般适用于违法行为具有连续性和反复性特征。另外，由于行政特点决定，在行政程序中，对行政事实及证据的认定证明标准可以低于诉讼程序。同样，在行政诱惑调查程序，行政调查执法主体对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的判断标准，也不能像刑事程序中的那样严格，只要达到合理、可以具体指明嫌疑的程度即可。马怀德教授在他《行政程序立法研究及其理由说明》书中提到，“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可以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也即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主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确信的一种证据制度。 在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程序中，对被调查人员是否具有违法意图的判断，是一种主观思维过程。行政执法人员通过一些行为迹象的存在为前提，运用行政执法的经验、良知和理性对被调查人员进行判断，而不单凭“自由”心证判断。这与追求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理论是相适应的，本质上与行政程序法一致。
二、行政诱惑调查的程序限制
制定程序规则是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调查行为进行控制的有效手段。无论何种类型的行政调查，符合程序规则是法治主义的必然要求。“法治与程序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程序，法治的理念与要求无法转化为法治规范；没有程序，法治的规范与原则无法转化为法治现实”。 行政调查与公众的权利密切相关，行政诱惑调查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调查方式，更容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对行政诱惑调查加以程序上的规制，对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有着重要意义。行政诱惑调查是行政调查主体采用的一种特殊手段，其程序规则的限制与一般行政调查规制有相同之处、也有特别的地方。
1、启动程序
对行政调查的发动一般有行政主体依职权主动发动和依申请决定发动两种启动模式。我国有关法律对行政调查的发动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及投案后，对认为属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国外许多行政调查立法规定了行政主体依申请发动行政调查的类型。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4条规定：“提出的申明或申请属于行政机关负责调查的范围的，行政机关不得以申明或申请本身不准许或不具理由而拒绝接受”。在日本，法律也授予权利主体一调查请求权，如《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第93条规定：“当消费生活用品的安全性存在问题，认为有可能对一般消费者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害时，任何人可以向主务大臣提出申请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主务大臣在收到申请后作出决定进行必要的调查”。
行政诱惑调查属于职权主义调查，根据职权主义原则，行政诱惑调查的发动应当由法律赋予行政调查权的行政主体依职权进行。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的有限性，社会上行政违法现象的增多，且隐蔽性强、复杂程度高，行政诱惑调查也不排除依申请决定发动。行政违法现象与广大民众直接接触，公民可以了解到一些行政调查主体无从了解的信息，在此情形下，公民向行政主体申请进行行政诱惑调查，行政主体必须对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启动行政诱惑调查手段。但是，在启动行政诱惑调查程序之时，必须注意的是，行政主体必须穷尽其他调查手段，当其他一般调查手段不能达到调查之目的，方可适用行政诱惑调查。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虽然能以低成本、高效率地收集到更多行政违法行为的证据信息资料，但倘若运用不当就容易造成对被调查人的伤害。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必须慎重，当其他一般的行政调查方法能够达到调查目的的情况下，一般不启动行政诱惑调查，行政诱惑调查的发动只是作为最后一种调查手段。
2、批准程序
行政诱惑调查程序发动之后，还必须得到相关机关的批准之后，才能实施。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认为对于某个案件需要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按照正常的行政程序立案，然后根据案件的具体性质制定行政诱惑调查的方案，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应包括：案件的性质、确定的被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必要性及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如何进行“诱惑”，是否需要其他机关部门协助等。制定完成行政诱惑调查之后，报请有关机关批准。鉴于行政诱惑调查的非公开性及容易造成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行政诱惑调查的批准机关应该是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上级机关，且必须规定严格的审批程序。
但是，不管是由上级行政机关审批、还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都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控制行政权远达不到由中立的第三方法院控制行政权的程度。国外的对行政调查的实施采取“法官令状主义”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法官令状主义”是指调查的实施需要需要法官签发检查令或搜查令方可进行。 法官令状主义源于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财产及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所以在涉及对公民住宅、人身进行强制检查时，必须由法官签发搜查令才可进行。这一规定原本只在刑事程序规定，直到近些年来，美国法院通过判例逐渐将其援用到行政报告、行政检查及行政调查等问题上。 我国宪法第37、39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用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侵入公民住宅。”这一规定一般被理解为对刑事诉讼行为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只是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搜查需要严格的令状，而对轻微的违法的现场检查或人身检查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审批程序。 随着我们对人权保障的重视，行政调查的恣意性及行政诱惑调查运用不当容易造成权益的损害性，可以借鉴“法官令状主义”在行政程序中的施行。但是考虑到行政程序的特殊性，对行政调查及行政诱惑调查，不能按照刑事程序中的严格规定，而采取“有限的法官令状主义”。对于一些特殊的行政调查案件，需要采用特殊方法的，由法院或法官作出决定是否批准行政诱惑调查的实施。法院处于超然的、中立的第三方地位，以司法权控制行政权，避免行政内部的审查与批准流于形式，对行政权的行使过程进行有效地监督，能更好地保护公民及其公共利益。
3、实施程序
在获得批准之后，行政诱惑调查的具体办案人员应当及时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并遵守一定的步骤。
首先，表明身份。表明身份，是指在进行行政调查时，行政执法人员主动向被调查人员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包括工作证件、授权证书以及其他证明文件，以证明其具有进行行政调查的主体和行为资格。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实施调查之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其行政法的意义在于，通过表明执法身份，从外在形式意义上说明执行公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使被调查人产生协助调查义务，如果事实上被调查人妨碍执行公务，则可依据有关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从宪法意义上讲，是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促使公民由以往的纯粹客体向积极行使参政权转变，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程度，积极地推进了行政民主化的实现。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其表明身份的时间与一般行政调查稍微有不同。在一般行政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往往是在进行调查之前、准备进入调查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而由于行政诱惑调查非公开性，行政执法人员通常是通过隐瞒身份进行调查，才能获得真实可靠充分的证据。因此，在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就不能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以免暴露真实身份收集不到证据资料。但又因为表明身份极其重要性，它是行政程序过程中的基本要求，行政诱惑调查若不遵守这一程序，其调查结果的正当性就会受到怀疑。所以，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应在调查完毕、作出后续的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这样一方面遵循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实现行政调查之目的，符合程序合法性、结果合理性的要求。
其次，说明理由。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 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是保护公民知情权和参政权的体现，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能够获得被调查人的理解、支持与协助， 实现行政正义的有效途径。“给予决定理由是行政正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给予决定的理由是正常人正义感所要求的，这也是所有对他人行使权力的人一条健康的戒律”。 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在作出后续行政处理决定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可以缓解被调查人的抵触情绪，更好地配合行政执法人员完成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随着现代政府执法方式向文明执法方向的转变，行政程序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就能充分体现从“暴力执法”向“文明执法”的转变。行政执法人员不是使用暴力强行执法，而是服之以理，这样的执法结果更具有信服力，提高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程度。而不是像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上海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强行拔下被诱惑司机车钥匙，不向被调查人做任何解释，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使被调查人在不知情与强迫下对行政处罚决定签字。如在孙中界案件中，在没有向孙中界说明任何之理由时，行政执法人员就拿出调查处理通知书、扣押证等凭证要求其签字。而当孙中界看到“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字样后，就拒绝在上面签字，拒签之后的结果是孙中界被要求不得离开，直到孙中界要上厕所，万般无奈之下，才签了字，执法人员才让其离开。
再次，听取当事人意见。听取当事人意见，尤其是在行政主体要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行政决定前，必须听取当事人意见，这不仅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调查程序中获得相关案件事实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给予当事人主张权利和提出申辩的重要机会。听取当事人意见作为一项调查程序的基本制度在各国或各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调查结束之后，向被调查人作出不利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必须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意见，以期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最低限度的公正概念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某些程序要素对于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不可放弃的。这些程序至少包括：程序无偏私地对待当事人；在行使权力可能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表达意见和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以及说明理由。 我们仍以上海孙中界钓鱼执法事件为例，倘若行政调查主体在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能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给予其表达意见的机会。行政调查主体就能获悉当事人并非正从事非法营运，而是心存善念，是助人为乐的行为。在得知这些信息的情况下，行政调查主体结合相关证据可能不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也不至于导致孙中界自砍小指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为自己的助人为乐行为而感到万分遗憾，冲击了广大公民的道德情感。也就不会发生交通执法部门公开向孙中界道歉并向其提供赔偿。这也足以充分证明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听取被调查人的意见的重要性，一方面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树立政府良好形象。
三、加强行政诱惑调查的法律救济
陕西省《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办法
陕西省《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农牧渔业业部制定的都倚蠹仪莘酪咛趵凳┫冈颉罚ㄒ韵录虺啤断冈颉罚┑墓娑ǎ岷衔沂∈导是榭觯贫ū臼凳┌旆ā?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家畜、家禽、畜禽产品，除相同于《条例》第二条规定外，还包括蜜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畜禽传染病、除相同于《细则》第三条规定外，结合我省实际，在二类传染病中增列以下几种：气肿疽、伪狂犬病、山养脑炎关节炎、蜜蜂美洲幼虫腐臭病、蜜蜂欧洲幼虫腐臭病、中蜂囊状幼虫病。
第四条 省农牧厅主管全省的家畜、家禽（统称畜禽）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各地、市、县（区）农牧部门及乡（镇）政府负责管理和监督本地区的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
畜禽、畜禽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做好本系统的畜禽防疫工作，并接受农牧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五条 省、地、市、县（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动物检疫站及驻铁路、公路车站和航运码头、航空机场的动物检疫站（以下统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和乡（镇）畜牧兽医站，具体负责畜禽、畜禽产品的兽医卫生及防疫、检疫工作，每年制订防疫检疫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畜禽检疫机构和乡（镇）畜牧兽医站，可与村民委员会或畜主签订畜禽防疫承包合同或畜禽防疫保险合同。
第六条 凡具备检疫、检验设备和有中专程度以上兽医技术人员的农牧大专院校、畜牧兽医研究所、国营种畜（禽）场（包括农垦部门、公安机关、部队等系统所属的），经县以上农牧部门考核批准，发给《家禽、畜禽产品检疫委托单位证书》，即可承担本单位的畜禽、畜禽产品检疫
、检验工作，所出具的检疫证明为有效。
第七条 为防止畜禽传染病传入传出，确定在西安、宝鸡、铜川、安康、汉中、孟原、韩城七个火车站设固定的铁路动物检疫站，由所在地、市防疫机构负责管理；在定边、榆林、府谷、吴堡、富县、长武、陇县、凤县、略阳、宁强、南郑、镇巴、紫阳、镇坪、白河、商南、洛南、山
阳、潼关、韩城等县（市）的省际间公路车站、航运码头设立动物检疫站，由所在县（市）防疫检疫机构负责管理，公安、交通部门予以密切配合，并发给交通检查证。
第八条 县以上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及基层食品站符合《细则》第十一条兽医卫生要求的，经主管部门和农牧部门共同验收合格者，由农牧部门发给《兽医卫生许可证》，负责本场（厂）防疫、检疫工作，畜产品由场（厂）方出具检验证明，对胴体加盖验讫印章。每月五日前应将
上月检疫、检验结果报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不符合兽医卫生要求，无兽医检疫设备和合格检疫员的食品站，暂时由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防疫、检疫工作。
其他畜禽屠宰单位和个体户的兽医卫生管理要求是：屠宰场（点）要远离河流、渠、塘，有便于冲洗、消毒的场地；有污水、粪便、污物处理设施；有专用屠宰工具，屠宰人员身体健康。凡具备以上条件和单位和个体户，经县级禽防疫检疫机构和乡（镇）政府审查合格后，由县级畜禽
防疫机构发给《兽医卫生许可证》，凭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开业手续。宰前检疫、宰后检验由当地畜牧兽医站负责，并出具证明，对胴体加盖验讫印章。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集中屠宰，统一检疫。
第九条 各单位和个人饲养的畜禽，必须按时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的要求，接受预算注射和检疫，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
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对猪瘟、鸡新城疫应普遍进行预防注射，布氏杆菌病、马传染性贫血等疫病，应进行重点防疫；其他疫病的防疫工作，由地、市、县（区）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确定。
已进行过防疫的畜禽要发证或打耳标，同未进行防疫畜禽加以区别。
第十条 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规定：
（一）种畜（禽）场，每年定期对下列畜禽疫病进行临术检查和实验室检验；
种牛：检口蹄疫、结核病、副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牛肺疫、牛地方性白血病、牛传染鼻气管炎、炎膜病、焦点病。
种马、种驴：检马鼻疸、马传染性贫血、马媾疫。
种养：检口蹄疫、猪瘟、猪传染性水泡病、猪霉形体肺炎、猪萎缩性鼻炎、猪密累旋体痢疾。
种兔：检免病毒性败血症、疥癣、球虫病。
种禽：检鸡新城疫、雏白痢、马立克氏病、鸭瘟、球虫病。
奶牛、奶山养和役用马、骡、驴的检验要求，分别与种牛、种养、种马、种驴相同。
（二）其他畜禽饲养单位和个人所养畜禽的检疫项目，由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参照种畜禽的检疫要求另行制订。
（三）对即将屠宰的畜禽只做下列疫病的临床检查：牛检口蹄疫、炭疽；养检口蹄疫、炭疽、养痘；猪检口蹄疫、传染性水泡病、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禽检鸡新城疫、禽霍乱；兔检病毒性败血症。
（四）对蜜蜂只做下列疫病的感观检查：欧洲幼虫腐臭病、美洲幼虫腐臭病、中蜂囊状幼虫病。
（五）畜禽产品的检疫项目：
肉类：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进行，以感观检查、部检淋巴结为主。
皮、毛、角、骨等以消毒为主，其中皮、毛须做炭疽沉淀反应检查。
（六）调出调入我省的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项目，除按《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的检疫对象进行检疫外，还须根据调出调入省的疫情和要求，增加检疫、检验项目。
第十一条 家畜出售前的检疫由当地畜牧兽医站承担；食品收购部门采购的畜禽及其产品，没有检疫证明的，一律在收购站由当地畜牧兽医站统一补俭。严禁收购未经防疫、检疫的畜禽。
凡外省我省或省内跨地区在产地采购畜禽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先到产地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了解疫情，并办理非疫区证明后才能采购。
收购部门和个体户收购生猪，必须查核防疫证（或耳标）、检疫证，做到猪、证相符。兽医卫生检疫人员、监督人员应认真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二条 牲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的兽医卫生管理，以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为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共同负责。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市场防疫、检疫工作；市场管理部门负责有关食品卫生检查工作和违章事件处理。
凡进入交易市场的畜禽及其产品，畜生（货主）必须出示产出检疫证，接受市场管理人员和兽医卫生检疫员的检查；无检疫证的，必须补防、补检后方可交易；鲜肉检验有效期只限当天。严禁有病、中毒及病死、毒死、死因不明的畜禽、肉类和腐败变质的肉类上市交易。对市场上发现
的不合格肉类，可利用的由防疫、检疫机构指定加工单位统一处理；不能利用的，在兽医、卫生、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下销毁，处理费用由货主负担。
第十三条 畜禽及其产品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出县（市）境时的检疫，除按《条例》第八条、第十一条规定办理外，货主须持有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或县以上肉联厂、屠宰场及取得检疫权的基层食品站的检疫、检验或消毒证明，家畜胴体须加盖验讫印章，畜禽提前三天、畜禽产
品提前五天报告当地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证物不符，检疫、检验项目不全，或有可疑病畜禽及其产品混入时，有权重检、补检和抽查。抽查数量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
省内商业部门集中在产地收购、运输畜禽，应提前报告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由其派员或委托当地畜禽防疫检疫单位，就地进行防疫检疫的监督检查。
省外入境或过境的畜禽及其产品，经当地驻车站、港口或机场的动物检疫站验证放行；发现无检疫证，证物不符或有漏检项目的，须经补检、重检后方可放行。
交通运输部门所属的车站、码头、机场以及个体运输户，凭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检疫、检验、消毒证明，方可承运畜禽及其产品。
第十四条 对本省饲养户自养的少量家禽（十只以下）上市交易，只检设不收费。
第十五条 发现《细则》第三条和本办法第三条所规定的二类畜禽传染病的，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无论在畜禽产地、牲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和运输部门，发现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狂犬病、脑炎关节炎、布氏杆菌病、鸭瘟、小鹅瘟、兔病毒性败血病、欧洲幼虫腐臭病、美洲幼虫腐臭病、中蜂囊状幼虫病等，立即就地隔离病畜禽，按《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二）的规
定处理，同时通知原产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人畜共患病还须通知卫生部门追查疫源，采取紧急扑灭措施。
（二）在畜禽产地、牧畜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和运输部门，发现本条（一）项规定以外的其全二类传染病时，由当地畜禽防疫机构或乡（镇）畜牧兽医站监督畜主对病畜进行隔离管制或治疗；对污染的场地、车站、码头、机场、车辆、船舱及用具进行清洗消毒；对污物、粪便进行发酵
处理。
（三）在屠宰、加工单位或个体户家中，发现有二类传染病的畜禽时，就地隔离治疗或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处理。
第十六条 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内设立监督科（组），配合必要的监督工具，负责对监督员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协助同级人民政府调解处理执行《条例》、《细则》和本办法中的纠纷及重大违章事故。
第十七条 兽医卫生监督员的审批与发证，按照《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凡具有兽医专业中专以上学历、从事兽医实际工作五年以上，或相当于兽医中专技术水平、取得助理兽医师以上技术职称，并且法制观念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工作认真负责，有一定政策水平的人员，由县
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推荐，经县（市、区）和地、市农牧部门审查同意，报省农牧厅考核合格后，代农业部发给兽医卫生监督员证书、证章。检疫员、监督员进入工作岗作须佩戴证章，出示证书。
第十八条 对积极贯彻执行《条例》、《细则》和本办法，在防疫灭病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推荐，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或农牧行政部门批准，给予奖励和表彰。
对违反《条例》、《细则》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应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
（一）对伪造、涂改防疫、检疫证者，给予批评教育或罚款；对拒绝或逃避防疫、检疫者，实行强制性防疫、检疫，并加收三至五倍防疫、检疫费。
（二）未经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批准，私自到疫区或外省采购畜禽及其产品又不报检者，除按规定检疫外，处以一百元至五千元罚款。
（三）对违背《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规定，贩卖、加工病、死畜禽及其产品者，除没收、销毁产品外，处以二十元至五千元罚款。
（四）对已发现的病畜禽及其产品，不按规定处理，或发现一类传染病知情不报，造成疫病传播者，处以十元至一千元罚款。
（五）未取得《兽医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而经营畜禽屠宰及其产品加工业务的，责令停产，补办审批手续，并处以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六）对乱抛病、死畜禽者除批评教育外，责令其深埋；或由他人深埋，令其承担雇工工资和消毒费用。
（七）对不接受监督管理，无理取闹，阻碍兽医卫生监督员、检疫员执行公务，甚至施以辱骂、殴打行为者视其情节轻重，处以五十元至五百元罚款，并令其承担医疗、误工、营养等费用。
（八）兽医卫生监督员、检疫员玩忽职守，弄虚作假，贪污、受贿、索贿的，视其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撤销监督员、检疫员资格，没收非法所得。
凡有以上行为之一，且情节、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按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给予处罚的决定权限是：罚款一百元以下的（含一百元）由兽医卫生检疫员、监督员现场决定并执行；罚款一百元以上至一千元，或停产、停业整顿四天以下（含四天），由县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决定；罚款一千元以上或停产、停业整顿五天以上，
由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在收取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决定处罚的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不起诉、又不自觉履地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农牧部门或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所收罚款，应全部上交当地财政部门。
第二十一条 对畜禽及其产品进行防疫、检疫、检验的收费标准由省农牧厅会同省物价局制订颁布。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农牧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九年年二月一日起施行，以前我省所颁发的有关兽医防疫、检疫规定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88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