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公安部、商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严禁拆卸、偷盗和收购铁路器材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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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切实加强财政资金管理的通知

财办[2011]19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后勤部，武警各部队，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中央管理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财政资金管理总体上规范有序，但部分地方和单位仍存在管理制度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内部监督乏力等问题。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各类账户管理

　　加强财政专户管理。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政部关于清理整顿地方财政专户的通知》（财库[2011]1号）要求，切实做好地方财政专户清理整顿工作，对没有国务院、财政部、省级人民政府和省级财政部门四类有效文件依据开设的专户一律予以撤销，对同类性质多头开设的专户予以归并，对一年内没有业务往来的财政专户予以撤并。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规范财政专户开立、变更、撤销等审批管理程序，对违规开设财政专户的，要追究责任；将财政专户统一转归财政国库机构管理，并明确相关业务管理机构的职责分工；制定国库与财政专户之间资金调度、资金运行内控管理、档案资料保管以及定期检查报告等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和财政专户管理的长效机制。

　　加强部门和单位银行账户管理。要进一步清理各部门各单位银行账户，凡是不符合规定设置的账户要一律撤销。各部门各单位开设银行账户要经过财政部门严格审批；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让下属单位代存代管资金，否则按违反财经纪律处理。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部门银行账户的监控；完善账户日常审批管理制度和年检制度，强化监督检查，严格控制各部门各单位银行账户设置。

　　规范代理银行选择方式。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集体决策、公平公开、确保安全、廉政高效”的原则，择优选择代理银行。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的选择，原则上应实行招投标方式。财政专户开户银行的选择，要综合考虑银行资质、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运营情况及内部控制水平、信息化管理水平、服务水平等因素确定，严格规范选择代理银行的审批程序，建立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制度，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条件的可实行招投标方式。预算单位开户银行的选择，也要遵循上述原则。

　　二、完善资金收付制度

　　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统一规范、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原则，建立统一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体系，不断优化收缴流程，更好地满足缴款人和执收单位的需求。非税收入应主要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收缴；对涉及多级政府间分成，且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实施难度较大的非税收入，可通过就地缴库方式收缴；税务机关征收或代收的非税收入应通过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收缴。2011年底前所有中央执收单位及其执收的非税收入项目都要执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2012年底前所有地方执收单位及其执收的非税收入项目都要执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扩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施范围，尚未全面实施到位的中央和地方预算单位要尽快实施。省级、地（市）和财政收支规模大的县（区）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要尽快恢复预算单位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主体地位，资金支付按照规范化要求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财政收支规模不大的县（区），可在合理界定核算中心与预算单位职责的基础上，将核算中心负责的单位会计核算业务调整为代理记账业务，完善业务流程，不得将财政性资金支付到核算中心实有资金账户。凡国库执行机构设置实有资金账户的，变更为财政零余额账户。2012年底前，所有预算单位的所有财政性资金都要纳入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并建立覆盖各级财政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

　　建立健全财政资金对账制度。各级财政部门内部有关机构之间，上下级财政部门之间，各级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人民银行国库、财政专户开户银行之间要建立健全规范的对账制度。各级财政部门内部预算、国库机构分别与业务管理机构核对预算指标和资金账；上下级财政部门要核对资金往来账；财政部门要与本级各预算单位核对预算指标和资金账；与同级人民银行国库核对资金账，与财政专户开户银行通过后台对账的方式核对专户资金账，有条件的地方要与开户银行的上级单位核对专户余额账，确保账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严格规范资金管理基础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对资金管理基础工作进行检查，认真落实各项制度要求。一是足额配备会计人员。拨款、拨款复核、会计核算、会计复核、会计档案管理等岗位要按照有关制度规定足额配备相关会计人员，会计人员因故离岗时不得违规替岗。二是严格管理印鉴和票据。拨款印章实行专人负责、分人分印管理；资金收付相关票据和凭证要有专人负责保管，建立严格的领用和核销制度；每位负责保管印章、票据的人员要配置单独的保险柜等保管设备，并做到人走柜锁。三是认真履行资金收付程序。财政汇缴专户、非税收入归集性账户等非税收入收缴账户中的资金要及时清算；严格按照初审、复核、单位主管领导审核等程序办理资金支付，并做到全面审核各类请款凭证及其附件的所有要素；资金收付流程要全面纳入信息系统管理，禁止手工开具资金收付凭证。

　　三、强化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

　　进一步细化和规范预算编制。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将上级下达的转移支付和补助下级的转移支付全部纳入本级预算，全面反映本地区预算收支情况，努力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切实将年初预算细化到具体单位和项目，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加强项目库建设，以项目预算滚动管理为中心，研究完善项目设立标准、规范项目审核程序，严肃查处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

　　进一步做好预算执行工作。各级财政部门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规范的原则，除确需采用项目法分配的以外，均应客观、科学、合理确定因素和权重，设计规范的资金分配计算公式，采用因素法分配。要进一步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的下达进度，除据实结算项目外，原则上应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尽快下达。本级安排和收到上级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要及时通知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做好项目预算执行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并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和项目实施进度认真编制用款计划，及时提出支付申请；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审核，及时下达用款计划，要严格按照预算、用款计划和项目进度支付资金。严禁违规将国库资金调入财政专户；对在预算中已经列支、资金仍沉淀在财政专户的项目资金要进行清理，需要继续安排的项目资金，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快执行进度，尽早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不需要继续安排使用的项目资金要收回国库。

　　加强对结转结余资金的管理。各级财政部门应通过科学合理编制预算、加快预算执行等有效措施，减少财政结转和结余资金规模。对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形成的结转资金，经清理后确需保留的，要尽快分解下达至本级有关部门和下级财政部门，加快支出进度；属于已经无法支出或无需支出的，将资金收回总预算统筹安排使用；超过预算确定期限一年以上尚未使用的结转资金，原则上收回总预算。对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安排形成的结转项目，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执行。对财政结余资金，要在下一年度编制预算时统筹安排使用。对部门结转资金，要督促部门加快支出进度；对跨预算年度的延续项目，要根据项目结转资金情况和年度资金需求情况统筹安排年度预算；非延续项目超过预算确定期限一年以上尚未使用的结转资金以及项目结束、终止形成的结余资金，要商有关部门收回总预算或调整安排用于其他亟需安排的项目。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要逐步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重点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的绩效管理工作。预算安排时要确定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要监控实施情况，预算执行结束后要形成绩效评价报告，并将评价结果应用于安排预算。

　　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各级财政部门要适应财政管理工作的新形势，完善信息系统控制体系，建立以总账为核心，包含指标、计划、资金收付、账务等的全流程控制体系；将所有财政性资金收支纳入信息系统管理，充分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实现资金收付各环节之间有效制衡，提高资金运行安全性和透明度。

　　四、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加快构建财政资金管理风险防控机制。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建立风险防控管理机制，对财政资金管理风险点进行逐一排查，深入分析风险源、全面排查风险点、正确描述风险表现、准确界定风险等级、科学制定风险防范措施，构建起切实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实现对财政资金的动态防控管理。同时，要对财政资金风险防控管理机制进行考核评估，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内设财政监督机构与预算管理机构的工作沟通，建立高效顺畅的工作协调机制，做到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业务主体间信息沟通便捷顺畅、实时共享，确保内部监督全覆盖，及时发现、纠正存在的问题。研究建立内部监督检查工作考核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将内部监督检查结果作为财政部门内部各单位评选先进和干部考核、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

　　明确财政资金安全管理责任制。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对财政资金安全管理工作负总责；各分管领导要按照分工切实负起分管范围内的责任，做好具体领导工作；部门（单位）内部有关机构要合理安排岗位分工，明确岗位职责，细化落实到人。对财政资金安全出现问题的，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追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五、大力推进基层财政建设

　　加强县级财政管理监督。县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等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切实加强预算监督，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实行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地方，省级财政部门应支持市级财政部门调整工作重心，发挥监管优势，加强对县级财政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促进县级财政发展。

　　充实乡镇财政监管职能。县级财政要加强对乡镇财政的指导和管理，及时将财政政策和资金（项目）安排的相关信息传达到乡镇财政所，并提出监管工作要求。乡镇财政应加强涉农补贴资金管理，落实好各项强农惠农政策，防止骗取涉农补贴行为；加大对乡镇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方面资金运用情况的监督；发挥就地、就近实施监管的优势，建立健全乡镇辖区内项目管理监督机制，对本级和上级财政安排的资金以及其他部门、其他渠道下达的财政性资金，实行全面监管；通过建立档案备案、不定期巡查等形式，加强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的监督检查与跟踪问效，并将巡查结果定期上报上级财政部门。

　　六、进一步推动预算公开

　　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公开经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政府财政收支预决算，进一步细化和扩大公开的内容；各部门要主动公开本部门的部门预决算。地方财政部门应按照《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意见》（财预[2011] 27号）要求，制定本地区财政专项支出公开目录，加大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和资金分配办法的公开力度，特别是重点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以及“三农”方面的财政支出。县（市）级财政应主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或者报刊等方式，公开财政支出的资金管理办法、资金额度、分配标准以及到乡镇、部门的分配结果。乡镇财政应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乡镇服务大厅、社区（村组）公示栏等方式，将财政支出的政策、资金额度、发放标准、发放结果予以公示，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七、强化干部教育管理

　　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工作，形成生活正派、情趣健康、操守严格的良好风气，不断提升职业道德水平；加强干部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岗位考评、奖惩、轮岗和诫勉谈话等制度；加大对干部的监督力度，发现有赌博行为的，坚决调离资金管理工作岗位。

　　财政资金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必须常抓不懈。各级财政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照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组织开展各项检查，督促本级各部门各单位切实做好各项制度的执行落实工作。

　

　　　　　　　　　　　　　　　　　　　　　　　　　　　　　　　　　 财政部

　　　　　　　　　　　　　　　　　　　　　　　　　　　　 二○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考

巴占防


[内容提要] 辩诉交易最早产生于美国，是追求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产物。由于其自身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以及重效率轻公正的弊端，导致司法界对其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当然在中国这种争议也存在，人们对能不能在中国移植辩诉交易有争议。主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可以移植，并阐述了其在中国的移植的可能性，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模式。
[关键词] 辩诉交易 公正与效率 法官自由裁量权 绝对公正 相对公正
一、 案情简介
根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的报道，面对证据收集困难或者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试用新的审理方式----辩诉交易审理终结一刑事案件。
2002年12月18日，两群人群殴。被害人王玉杰被打成小腿骨折，脾脏破裂。犯罪嫌疑人孟广虎承认，因车辆争道，孟自已和王玉杰等数人发生争吵，孟广虎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打电话叫来五六个人，双方发生互殴。
案发后15个月， 公安机关没能抓到孟广虎同案的其他人，公诉机关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欲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孟广虎。辩护人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公诉机关则认为，追逃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大量的时间及人力物力，而且由于本案是多数人混战造成的结果，证据收集也将困难重重。
由于控辩双方意见严重分歧，为了解决问题，公诉方建议辩方同意采用案件管辖法院准备试用的辩诉交易方式审理本案。辩护人征得孟广虎的同意，向公诉机关提出了辩诉交易的申请。经双方协商，辩方同意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协议达成后，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了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予以确认。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收到该申请，对辩诉交易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后，决定受理。开庭前，合议庭组织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就附带民事赔偿进行庭前调解，达成赔偿人民币4万元的协议。
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休庭合议后，当庭宣判：孟广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起国内第一例试用辩诉交易方式审理的刑事案件开庭时间仅用了25分钟就结束了，然而这一司法实践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使早已不是新鲜名词的辩诉交易在整个法学界乃至全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争议。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或大加赞赏，或是横加指责，使得本已持续三十年的争议继续地延续着。
二、 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理念
所谓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的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较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
在英语中，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被告人对指控的承认；另一个是换取控方一定的让步。按照美国的实践，辩诉交易就是减少指控、降低指控以及建议法院从轻处罚。
这一制度的实践最早产生于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追求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产物。但一开始，辩诉交易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直到1970年在Brady诉U.S.一案中方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可。1974年4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以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作了明确而又详尽的规定，从而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辩诉交易这一司法制度的法律地位，在美国，已经提出起诉书或告发书的案件，不是必须经过庭审阶段才能解决，现在越来越普遍地通过“辩诉交易”进行。在开庭前，诉讼双方都要进行认真的准备，包括双方律师会见可能成为证人的人，提取鉴定人证明，收集有关案例等，然后起诉方与被告方在庭外进行谈判，如市场交易，故称辩诉交易。如果被告方满足起诉方提出的要求，起诉方对其予以从轻、减轻处理或者撤消指控。如以抢劫罪为例，美国法律将其分为三级，一级抢劫罪可以判处十五年监禁，如果降格为三级抢劫罪，则判为七年监禁。诉讼双方做成的辩诉交易，法院可以接受，也可以驳回。如果法院接受了辩诉交易，法院应通知被告人，法院将把辩诉交易内容具体体现在判决书中。如果法院驳回了辩诉交易，法院应将这一事实通知双方当事人，记录在卷，并给被告人以撤回其有罪答辩的机会。然而辩诉交易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却并没有因为它法律地位的确立而一帆风顺。
早在1973年阿拉斯加州检察长Cross就曾命令全州所有检察官停止参加辩诉交易，同时期“全国刑事审判标准目标咨询委员会”还在全国大范围内大专生疾呼争取在1978年之前废除辩诉交易。当然辩诉交易非但没有被废除，反而以不可阻挡之势风行全国，据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美国有近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表明是认罪的可得到可靠的定罪而结案的。因此，尽管美国的一部分学者反对辩诉交易，然而以辩诉交易时至今日在美国的发展来看，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
美国的辩诉交易之所以这么盛行，有其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传统因素，其中一点就是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很大。对于一个案件，检察官可以指控全部罪行，可以指控部分罪行，可以指控一项罪行，可以一项也不指控。另一点就是美国在证据方面把被告人的认罪作为惟一的定罪根据。而不像大陆法系国家则明文规定仅凭口供不能认罪。再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实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成员都不是懂法律的人，他们作出的结论随意性很大，属于外行判案，控辩双方对审判结果难以预料，通常由于这种随意，被告人选择认罪。
在司法理论界，对辩诉交易的争论一直持续着，美国的比较法学者批评其以私了的作法等于是对控制犯罪的正当程序模式的根本背离，“这种制度最不利于穷人和下层民众，因为其低下地位和过去前科易于招致嫌疑，他们经常被迫认罪，其中的无辜者并非罕见，可以说，通过认罪协商解决冲突，虽然表面上是在实行正义，但几乎全都背判了下正义的事业”。这种争论也使得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了曲折。
三、 我国应当建立辩诉交易制度
中国是否该确立辩诉交易制度，从最初法学界对这一制度的起源，发展与操作的介绍，到有学者主张借鉴辩诉交易确立轻罪书面审程序，再到重庆綦江桥案件期间有学者进而提出“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再到倍受法学界吹捧的“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又称被告人认罪的量刑折扣），无一不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学者对辩诉交易制度的认可和提倡。然而，中国的立法者却始终没有把辩诉交易提到立法日程上来，而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这种徘徊不前的局面下，用辩诉交易的方式审理了第一案，无疑扮演了一次司法改革者的身份。
不管人们赞成辩诉交易也好，反对辩诉交易也罢，这种争论的核心论点无非就是围绕着辩诉交易的优点或者缺点进行的。
⒈反对派的观点
反对派们认为中国不宜移植辩诉交易，认为中国没有移植辩诉交易的土壤，辩诉交易是在美国最先确立的，美国允许公民有沉默权，即被嫌疑人不能被迫自证其罪，法官对被告人的审判要排除合理性怀疑，美国的刑罚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是比较轻的，这一切表明美国在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同时，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保障。而我国的现行立法状况不承认被告人的沉默权；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审讯原则，因此，也不存在排除被告人自证其罪的情况；相较于美国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过于强大而言，中国更注重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此其一。
再者，反对派们对中国确立辩诉交易还在于辩诉交易本身存在的弊端。有的学者认为辩诉交易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⑶，它实际上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进行交易，没有将被害人拉入到交易中去，导致被害人的愿望通常不能得到体现；更有的学者罗列出一系列辩诉交易的缺点，以说明该制度在中国的不适用，这些缺点主要有：
（1）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造成冲击。案件未经法庭的审理，不能认罪，案件的犯罪分子，也就不能适用缓刑、减刑，因为这违背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在国家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是对法律和整个法制环境的破坏。。
（2）对刑事诉讼法的冲击。按规定，刑事案件当中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有罪的，就推定他无罪。证明有罪的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案件不能成立，按无罪处理。但辩诉交易是只要自己承认有罪，就可以定罪，也不要求查清了，所以它既不符合我们关于有罪的证明标准，也跟我们“疑罪从无”的原则相违背。另外，按照我国举证责任的规定，公诉方有责任证明被告有罪，但辩诉交易则使公诉方淡化、减轻、推卸了自己的举证责任。
（3）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冲击。我国坚持“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刑事政策。而辩诉交易的适用则有可能冤枉一个好人，放过一个坏人。
（4）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一种冲击。我国一直把反腐败作为当前党政、司法队伍的严重问题来抓。如果把辩诉交易合法化，它就有可能变成了公权与私权的交易，钱财与权力的交易。
(5）辩诉交易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公正，而只有坚持程序公正，才能确保刑法在保卫社会的同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重视，这种情况下实行辩诉交易，势必会带来较在的负面影响。
⒉ 支持派的观点
相较反对派如此充足而又有力的理由，支持中国移植辩诉交易的说辞就显得苍白而无力，统观众多法学者的观点，可以总结成以下两点：
（1）辩诉交易提高了检察官的行政效率。交易使每一个检察官能够比把案子起诉到法庭上处理的多得多的案件。对有些人来说，这种高效率使辩诉交易取代审判更值得，甚至更理想。在理论上，检察官可以把资源从这个案件转移到其他案件上，使检察官把辩诉交易作为定价机制来用有限的资源产生更大的威慑力。
(2) 检察官可以降低指控，依次在最大限度的惩罚和根本无惩罚之间求得一种妥协。对于一些疑难的案件，即便是采用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也未必就能达到绝对的正确无误，也存在着制造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虽然客观真相只有一个，但由于人类现有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当它上升到法律程序的层面上时，法律所认定的事实和客观真相之间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距。所以说：绝对的公正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辩诉交易的实质是在绝对公正无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公正。
⒊ 中国移植辩诉交易的可能性
仔细分析反对派和支持派的观点，就会发现部分法学者对辩诉交易的认识上存在着错误：
辩诉交易和刑事审判当成一种零合的交易。假定减少辩诉交易就会有相应的审判增加。他们参照刑事审判来评价辩诉交易，由于刑事审判的性质公开性、对立决策、被告的宪法权利和特权是辩诉交易的缺点所在。学者们对一种制度能够并应用多少辩诉交易来取代庭审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把辩诉交易和庭审作为固定的两极。
事实上，辩诉交易与刑事审判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极，由于它的适用是在当事人双方掌握的证据都不是很充分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交易的主体由诉方的检察官与辩方的律师进行的。在双方达成交易的情况下，通过法院的审判来体现和确定这种交易的。
其次，只承认辩诉交易能够提高办案效率，而认为其没有正义。有的学者提出的观点是“公正优先还是效率优先”进而提出辩诉交易只能提高效率，而不能保证正义与公平，得出没有正义的效率即没有价值的结论。然而，姑且不论没有正义的效率是否有价值，一味的宣扬辩诉交易的效率功能而忽视甚至否认其公正职能是否可取？这也是对辩诉交易实质的一个误解，辩诉交易的实质是绝对公正取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正义，然而相对正义也是正义！
认为辩诉交易对我国的法制原则会造成冲击，是不对的，辩诉交易并不是否认被告人所犯的罪行，也不是不对其进行处罚，更不是完全的没有根据的量刑。它是在被告人承认犯罪的情况下，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和有关的证人证言，由法官根据相关的法律确定其所犯的罪行，然后在法律规定的刑罚期限内，选择一个较轻的刑罚。因此，反对派的观点，即认为辩诉交易会对中国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罪行法定原则”、“只重被告人口供，轻证据”造成不利冲击等说辞是不正确的。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进行，立法者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赋予法官以及司法职业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而辩诉交易正是在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有的学者就会认为，如果实行辩诉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没有有效的机制制约的情况下，新的腐败如权钱交易，权权交易难免会乘虚而入，必将会产生像基金黑幕，黑哨事件等所谓的辩诉交易的黑幕。把一些早已存在的腐败推到辩诉交易身上，这难免有“愈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腐败问题确实是司法领域的一大问题，但是即使没有辩诉交易，想搞腐败的人依然会搞，不会因为有了辩诉交易，而腐败的更猖獗，因为这种交易行为至少放在桌面上，公开对话，较之暗箱操作的司法内幕，司法丑闻，司法腐败更透明一些。说辩诉交易会导致腐败，其实是在为腐败分子寻找借口，推卸责任。最重要的还在于司法者本身的素质问题，如果法律上需要司法职业者享有一定的裁量权，辩诉交易也肯定这种权利，而同时，法律有惧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那么人们所要寻求的解决方法是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一权力，而不是取消或排除肯定这一权利的制度。因此国家所要做的是加大司法工作者的审查力度，提高其自身素质，而不是一味的批评、否定、排除辩诉交易制度。
许多学者认为辩诉交易制度不能实现正义与公平，只能提高办案效率，进而得出没有正义的效率即没有价值的结论。不错，辩诉交易确实能提高司法效率，对于一些疑难案件，比如，在取证方面确实存在一定困难或在事实上存在较大争议的，采用这一方式可以节省法院的人力，物力和不必要的诉讼支出，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反对派或是支持派都认可，这里就不多做论述了。下面主要论述辩诉交易能否实现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就一般的法庭审判而言，公平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当事双方掌握的证据以及对案件的陈述和证人证言使得已发生的案件重现，然后法官根据一个是非标准做出判决。然而，对于一些比较疑难的案件，在采用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下，也未必就能达到绝对的正确无误，也存在着制造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虽然客观真相只有一个，但是由于人们不能真正的使发生的案件重现，仅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和一些证言陈述，而推定出一定的事实，由于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当它上升到法律程序的层面上时，法律所认定的事实和客观真相之间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距，所以，绝对的公正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很难做到。有些案件由于侦查难，起诉难，辩护难，审起来定案难等，一拖再拖，有时为查清某个事实，为了依法办事，被告人、受害人、法院、检察院、侦查机关，都作了大量的无用功，导致案件长期积压，被告人长年累月的关押着，受害人的权益的不到及时的保障。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人们对诉讼，对法律公正性、权威性的怀疑。
辩诉交易正是针对这种疑难案件而使用的，“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辩诉交易的适用可以使悬而未决的案件得到解决，及时的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因此，辩诉交易不是没有正义，而是在绝对正义无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正义。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单纯的指责其缺点或是宣扬其优点，笔者认为，辩诉交易虽然有弊端，但是也有其优越性和合理性，所以，在限制其弊端的情况下，我国还是可以实施辩诉交易的：
（1）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法律必须要符合世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发展大趋势，这就需要进行司法改革。从法律角度看，我们应该借鉴英美法系的一些做法。从这些年借鉴的成果来看，有很多成功的典范。比如，庭审方式由过去很陈旧的纠问式变成了现在控辩双方的抗辩式，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履行律师职责，无罪推定原则，取消了收留审查制度，司法改革允许公民公开旁听案件，等等。通过这些改革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虽然我国的公诉机关的代表是国家，不可能完全实现被告人与公诉机关的地位平等，但是被告人在诉讼中能与检察官对抗。
（2）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效率和公正永远是刑事诉讼追求的最终目的。辩诉交易是效率与公正的有机结合，诉讼效率越低，诉讼程序的持续时间越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遭到迫害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如果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得不到及时的追究公民对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司法的公正性，就会产生怀疑，刑罚的一般预防和教育作用也就得不到发挥。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效率价值与公正是统一的。辩诉交易有其效率价值，同时也有其公正的体现，是效率与公正的有机结合，所以能够在我国实施。
（3）辩诉交易是双方利益的妥协，这就需要检察官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的检查制度采取的也是起诉便宜主义。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检察院可以自由裁量是否对被告人提起诉讼，可以做出起诉或是不起诉的决定。正是因为检察官拥有了这样的权力 ，才有了与辩诉交易的资本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诉方的其他要求，从而以较高的效率应付繁琐的案件，确保整个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
（4）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设了简易程序。虽然从性质说，我国的简易程序根本不同于辩诉交易，但隐约有辩诉交易影子的存在，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22条的规定，在我国简易程序的采用必须得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被告人三方的共同同意。这种要求无疑吸取了英美法系国家辩诉交易中程序合意的因素。
(5）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实务中，一个被告人认罪态度很好，另一个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但二者最终判决的结果却毫无二致，可见我们的刑事政策没有落实。在实践当中，认罪态度充其量是法官一点自由裁量的余地，可以酌情考虑。如果能够实行辩诉交易，那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就有法律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