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上保障审判独立/宋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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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性


实体上的正义是抽象的、不易把握的，程序是具体的、容易把握的，实体上的正义只有通过具体的程序才能得到实现和保障。作为许多程序的组合构成的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正义，取决于构成这一制度运行基础的程序。因此，程序是检验正义的标准。
这里的程序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法律上的程序以及以其他形式确立起来的对社会运行具有约束力的程序。包括被法律规范的程序和各种规章制度规范的程序。包括被明确宣示的程序和在实际上起着作用的虽然没有明示但被大家所认可的程序。包括约束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权力运行的程序，约束舆论工具运行的程序。程序对实现正义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以至于在法学上提出了程序正义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抽象的实体正义的概念。
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规定了立法者所宣扬的价值取向，也就是立法者宣扬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程序法则规定了实现正义的方法，是立法者制定的对实体正义的保障措施。实体法所宣扬的正义是否能实现取决于程序法是否对它提供了相应的保障，没有程序法保障的正义只能是镜花水月。判断一个法律制度正义性的标准是程序法而不是实体法，如果实体法赋予人们权利而程序法没有提供实现这一权利的途径，那么这是一个不能实现正义的法，它所宣扬的正义是虚假的。程序是正义的载体，没有程序就无法实现正义，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才能得以实现，没有程序保障的正义不是真实的正义。
程序和实体何者更重要？有人认为，没有实体上的正义就无所谓保障实体正义的程序，毫无疑问实体是最重要的。还有人认为，二者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划分先后次序。应当说，后一种观点更有道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共同发展、共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滞后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所能达到的民主程度，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往往表现为程序正义的发展程度。所以从实践来看，程序的重要性常常要大于实体。
中国的传统观念把实体的正义放在首位，而并不看重程序正义的价值。但由于人们心中通常都有自己对实体正义的标准，而人们对实体正义的看法在总体上往往没有大的差别，所以可以说建立正义的过程主要是建立实现正义的程序的过程，是建设程序正义的过程。因此，轻视程序就是轻视正义本身，所谓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实质是对正义本身的轻视。在这个意义上，程序和实体上的正义是一体的。就如英美法国家，只是重视程序法的建设，很少关心实体法，在法律的很多方面都没有实体上的规定，但是对民众利益的保障却超越了偏重实体法建设的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轻视程序法的建设。
程序不仅是保障正义实现的途径，它还是衡量正义的标准，通过对客观具体的程序的研究可以知道在一个社会能够实现多大程度上的正义。程序就像一杆秤，通过对程序的研究能够衡量正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保障程序正义就像制造一杆精密准确的秤，确立起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准。没有程序正义，我们就无法衡量实体正义，也就无所谓实体正义。没有标准会造成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怀疑，没有程序的衡量人们也无法确定身边表面上的正义是否是真正的正义。
在中国，最缺乏的是程序正义，最被忽视的是程序正义，最迫切需要的也是程序正义。我们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共产主义制度，但这一先进的实体上的正义思想和制度却缺乏必要的程序来保障。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许多缺陷，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应当拥有高度的民主，但在现实社会中理想却离我们那样遥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保障它得以实现的程序。应当说，我们在实体正义上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在程序正义上却还落后于资本主义，理想和现实在这里脱节。就像构成木桶的一块短木板一样，程序上的缺陷使社会主义的现实远远达不到理论上的发达程度。程序和实体的关系是表里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哪一方面的偏废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为中国确立了高度的实体正义，我们接下来要着重发展的是程序正义的建设。“重实体，轻程序”是对我们工作判断上的失误，社会主义按照这种错误的思路畸形发展下去，最终会使人们对实体上的正义也失去信心，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
在程序与实体关系角度上我们谈谈中国的宪法权利问题。中国的宪法在人民的权利方面规定的是比较全面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的权利却常常难以得到保障。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很多人眼里都没有被看作是真实的权利，比如说平等权，比如说受教育权，比如说人身自由，等等。从受教育权的宪法诉讼，到孙志刚案，或者乙肝歧视案，这些事件都是侵犯人民宪法权利的事例，但是由于在程序上没有建立宪法诉讼的制度，这类事件发生后，权利受侵害者无法通过一条正常、有效的途径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是在其中的一些事件被媒体披露得到社会广泛重视后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或者说在权力的干预下得到解决，而更多的被侵犯宪法权利的人依然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缺乏程序保障的宪法无法成为人民保障自己利益的武器，依据宪法建立起来的人民的权利也就成为没有保障的权利。
在程序上要保障人们对任何侵犯自己利益的行为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不应在不必要的方面限制人们的诉讼权，这是在法治社会保障正义得以实现的基本要求。对于任何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人们都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得到保障，这才能够使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成为真实的权利。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一切法律的本源，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行为都是无效的，任何阻碍宪法权利得以实现的规定也都应当也必然是无效的。宪法规定的权利无论有没有程序方面的具体规定，人们都有权据以要求得到法律的保护。宪法诉讼制度并不需要通过专门的法律来建立，而应当是宪法建立之后就自然存在的。任何宪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人们都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得到保障，这就自然建立了宪法诉讼制度，而不需要再去制定其他法律规定哪些宪法权利可以受到法律保护，哪些宪法权利暂时不予保护。这种法律如果存在，就是对宪法的侵犯，是对宪法的嘲弄，是违反宪法的法，也是非法的法。
我们在学习宪法的时候，都学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权利是最广泛的、最真实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是对社会主义的侮辱。大力发展中国的程序制度，使中国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衡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然会发展到它理论上应当达到的程度，也自然会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健康长远发展的保障。必须放开对民众诉讼权利的限制，使每一个公民可以通过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维护法律的充分实施。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让每一个社会主义公民参与到维护自身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宪法的实践中去，中国的法治进程就会迅速而健康的发展。
尽管程序的发展程度往往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程序与实体的关系毕竟是相互促进的，所以实体对程序的发展能够起到加速抑或是延缓的作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实体上有了最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在程序建设上还远远滞后于实体上的发展，但是在实体上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促进下，中国的程序建设会有较其他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暂时的落后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只要加强程序也就是制度建设，中国一定会建设成为民主、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


王春峰：springlord@yeah.net


投资自由化、竞争公平化，是WTO的基本规则——谈７５号文的影响

彭琰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75号文，虽然以“通知”的形式发布的，但表露了政府方面对待民营企业国际化投融资和贸易的政策上会逐步趋于市场化、公平化和自由化的动意。即使这个动意日前并不是相关各部委协调一致的结果，但至少证明政府面对WTO规则和民企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只能是“退让”的。

一、 相对于国际规则和市场需求而言，75号文略显苍白

75号文阐明了“特殊目的公司”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能涵盖所有境外设立公司所寄期的目的。以境内公司的资产及融资为基本要素和满足财务要求，通过境内外股权置换使得境外公司上市融资，再返投回境内，这仅仅是在境外设立公司的目的之一，或称为“初始目的“。还有很多情况，就没有在75号文件中体现。例如：境内公司为使其经营的产业有上下游的衔接，需要在境外发展某一生意，这时，在境外融资仅仅是满足资金需求的手段，而真正目的是在境外投资。仅就开发矿业而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矿藏资源相当丰富，开矿投资人也没有国籍之限定，政府的政策方面更是宽松和鼓励，而中国的矿业开发，政府的审批和限制十分繁杂，没有一定的实力基础，很难就取得“勘探证”和“开采证”等许可而搞定政府的。那么，对于有一定矿业专业资质，又有客户资源的矿业企业来讲，就期望在澳大利亚设立公司，或买下一家现有的公司，将国内的其拥有所有权企业的资产装进澳大利亚这个公司，以此为公司的财富基础，在澳上市融资，融资后的资金直接购买矿业，开采和筛选加工，再进口到中国或其他国家。

我认为，75号文的作用仅仅是政府“退让”政策的信号，要想真正达到75号文所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目的，政府各相关部委应尽快统一协调，出台一部较全面、可操作、有效率的《支持民企境外融资的实施细则》。

二、 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公平化、扩大世界资源充分利用，是WTO规则的目的

WTO组织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事务，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发展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国内的国有企业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遵纪守法实干的民企，处于完全的竞争劣势状态。这种状态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竞争”和法律意义上的WTO竞争规则及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是不相符的。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理论认为，竞争在经济上是有序的，是与规模经济相协调的，同时，又是公平的，这才是有效的竞争。竞争应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不断创新的过程。

中国的民企大多都是靠其所拥有的点滴资源创业发展的，这点资源虽然随其成长而与时间成正比例的方向发展，但与具有垄断优势的国企；与那些投机钻营甚至违法违规而一夜暴富的民企比较而言，这点资源是向反比例方向发展的。这就是无公平、无效率的，且无序的竞争状态。

中国对民企的融资政策几乎是一面带铁丝网的高墙，威威地耸立。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这正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民企若在借力于国际市场时，再有高墙阻隔，那不仅是融资再投资的问题，而是阻止其发展甚至死亡的问题。

WTO竞争规则及各国的竞争法，其共性就是公平竞争。因为市场是总在变化的，具有优势的企业一旦掌控了某一领域或区域，这种优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劣势企业无论如何拼命也不能期望在短时间赶上。这正如老黄牛同奔驰汽车赛跑一样。即使在石油无法供应的情况下，奔驰拉下老黄牛的距离，足以有时间让奔驰发明太阳能作为能源了，而此时老黄牛仍遥遥在后。

因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创造一个公平、有效、有序的政策环境，让奔驰在没有油的情况下，与老黄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起步赛跑。

我认为，政府应更清晰地明白：鼓励民企境外发展，不只是作为监管部门的“进两步退一步“的简单妥协，而是作为履行WTO承诺、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制定理性有序、有益的游戏规则的义务主体，审慎、全面、科学地研究鼓励和支持中国民企海外发展的政策，并借此，使民企真正走上竞争的舞台。

三、民企境外融资是“国民财富流失的黑洞”一说，纯属无稽之谈

有观点认为，民企透过境外融资再并购国内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是民企外资化，是国民财富流失的黑洞。我认为，这是没有调查、没有研究的官僚口号。

所谓民营企业，就是在所有权上，是真正属于自然人的。民营企业的唯一义务就是按法律规定交税，除此，企业所有权项下的4项权利如何运用，任何主体（包括政府）没有权利干涉。那么，自己的资产装在我自己的境外公司中，这属于所有权项下的处置权，谁有权利干涉和阻止呢？又谓何国民财富流失呢？即使，这些民企以境外公司为主体，（这些人所称的民企外资化）返向收购境内的国有企业，怎么就有国有财产流失的空间和法律漏洞呢？

既然政府鼓励外资和民企并购国有企业，并有相应配套的法律体系，这些返向投资的企业，本质上仍是民营企业，法律状态上是外资公司，在收购国有企业时，仍要遵守的原则就是“对价”，遵循的程序是法律所严格规定的，是没有法律漏洞（黑洞）可钻的。

四、政府应在堵小路、抓罚违规者的裁判员职责上下功夫

中国到美国的上市公司，现已被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和地方司法部门紧紧盯住。美国经济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称，中国公司会给美国股市造成又一番泡沫，并提醒美国股民警惕“中国概念股”。

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被提起诉讼的比例是其他公司的一倍。而在美国股市招示板的中国公司90%已被沦为“垃圾股”。这些严峻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的企业根本不具备德能兼备的合格运动员的素质，在中国法制环境不透明、不严密、不严惩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已习惯了造假、说假，即使被追查暴光后，仍无羞愧之感。

因而，中国政府的重任在于，一方面应积极努力创造和改善公平、公正、透明、严惩的法制环境，使所有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同一跑道上、用同一种计表方式进行比赛，制定理性、严谨、科学的比赛规则；另一方面，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尽快走出境外，同世界的各国企业同站在竞争舞台上，经受国际规则的考验。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参加国际市场，真正走进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