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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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
（2012年9月25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工作，适时掌握法规的制定质量和实施效果，促进立法质量提高，根据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本市现行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后评估。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立法后评估，是指评估实施单位根据立法目的，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上位法制定、修改、废止等情况，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本市现行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的活动。
第四条 立法后评估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客观公正、严谨科学的原则。
第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为组织实施立法后评估的综合工作部门，负责立法后评估的组织实施工作，包括编制年度评估计划、制定评估指标、组织开展评估等。
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参与立法后评估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其他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等相关单位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对立法后评估工作给予协助和配合。
第六条 法制工委应当于每年十二月制定下一年度立法后评估计划。制定年度评估计划时，应当书面征求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和市政府法制办、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应当根据在开展执法检查等监督活动中所了解的情况，向法制工委提出立法后评估的建议项目。
第七条 地方性法规施行五年以内应当进行一次评估。本办法施行前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法制工委另行制定评估计划，按计划组织评估。
相关单位和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社会公众提出较多意见的法规，应当优先安排评估。
已评估的地方性法规是否需要再次评估可视实际情况确定。地方性法规已列入年度立法计划准备重新制定或者修改、废止的，不进行评估。
第八条 对一件法规可以进行全面评估，也可以对其中的部分制度或者部分内容进行评估，包括只对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或者行政处罚进行单项评估。
第九条 法制工委在评估前应当制定评估工作方案。
评估工作方案的内容包括评估项目、评估目的、评估组织、评估工作及其时间安排、职责分工、经费保障等。
第十条 开展立法后评估应当成立评估组和专家组。评估组由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的部分工作人员组成，必要时可以邀请市政协委员、公众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专家组由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和立法咨询专家组成，必要时可以邀请其他专家学者、法律实务工作者参加。评估组和专家组成员人数为各十人左右。
评估组、专家组成员应当逐条研究被评估法规的内容，收集相关的资料，积极参加各种评估活动，广泛听取和收集各个方面对法规立法质量和实施效果的意见，根据评估原则和评估指标公正客观地提出评价意见、进行量化评分。
法制工委应当做好评估组、专家组成员的服务保障工作，在评估工作开始十天前将评估工作方案、被评估法规文本和相关参考资料印送评估组、专家组成员。
第十一条 法制工委在评估前应当制定评估项目的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由下列六部分构成：
（一）合法性，包括法规是否设定了地方性法规无权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是否增设了违反上位法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是否增设了违反上位法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条件；是否突破了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幅度；其他内容是否与法律、行政法规、省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相抵触，是否超越立法权限。
（二）合理性，包括法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地方特色；是否符合公平、公正原则，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是否合理、平衡；管理制度、措施是否必要、适度；行政程序是否正当、合理、公开透明；法律责任规定是否完备、是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等。
（三）操作性，包括法规规定的管理体制是否适应客观实际需要、是否具有现实针对性；管理制度、措施是否明确、完备、可行；行政程序是否易于操作、畅顺、快捷、便民；实施性的法规对上位法的补充规定是否细化具体、是否可行等。
（四）实效性，包括法规确立的管理体制、主要制度机制、管理措施是否有效管用、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行政程序是否实现了畅顺、高效、便民；法规实施的人力、财力等成本支出与实施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适度；法规的实施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等。
（五）协调性，包括法规内容与本市其他相关地方性法规是否存在冲突或者不一致；各种制度及相关程序是否互相衔接、是否存在冲突；要求建立的配套制度是否已经建立等。
（六）规范性，包括法规设定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是否完备、明确，对不同类型法律规范的表述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要求；概念界定是否准确、周延，语言表述是否准确、规范、简明，逻辑结构是否清晰、严密，是否便于理解和执行等。
评估指标按百分制量化，各部分的权重为：合法性15%、合理性25%、操作性25%、实效性25%、协调性5%、规范性5%，满分为100分。
法制工委应当根据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评估指标的内容、要求、权重分值和所评估法规的具体内容，确定具体、细化的评估指标，形成涵盖评估内容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
第十二条 法制工委应当根据量化评估指标制作评分表，供评估组、专家组和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评估时使用。
第十三条 法制工委在制定评估指标和评分表以后，应当组织开展下列评估活动：
（一）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书面发函等方式，征集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区（县级市）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社会组织、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行政相对人、专家学者和公众的意见；
（二）通过网站、立法官方微博或者报纸公开征集公众意见。
法制工委可以委托社会组织对法规的立法质量和实施效果进行民意调查。
开展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评估活动时，应当安排评估组和专家组全体成员参加。
第十四条 法制工委应当在组织开展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评估活动的同时，通知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依照量化评估指标对法规的立法质量和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查找存在的问题，填写评分表，并提交法规实施情况报告。
法规实施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各相关部门应当分别评估、填写评分表，并提交法规实施情况报告。
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法规评估的过程；
（二）法规实施的基本情况，包括对立法质量和实施情况的综合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量化评分；
（三）完善法规的建议。
第十五条 法制工委应当将实地调研和征求意见的情况整理汇总，形成意见综合，将意见综合、民意调查报告和政府部门提交的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印送评估组和专家组成员。
第十六条 法制工委应当在组织完成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评估活动的基础上，召开评估组和专家组会议。评估组和专家组成员根据前期评估活动所了解的情况、依照评估指标，对法规的立法质量和实施效果进行集体评议。
法制工委应当安排专人记录评议情况，形成意见综合供撰写评估报告时使用。
第十七条 评估组和专家组成员在集体评议的基础上分别填写评分表，对法规进行量化评分。
法制工委收集评估组、专家组成员和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的评分表后，统计出评估组和专家组的平均分，并按照总分计算公式计算出评估总分。总分计算公式为：评估总分＝（评估组平均分×0.5）＋（专家组平均分×0.3）＋（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评分×0.2）。
第十八条 法制工委应当根据评估组、专家组和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的评估意见和评估总分，撰写评估报告，经评估组集体讨论修改后确定。
第十九条 评估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评估的指导思想和评估目的；
（二）评估准备工作；
（三）评估过程；
（四）评估结果，包括综合评价和量化评分，综合评价应当按照评估指标六个部分的内容和要求逐一进行评价，指出立法质量和法规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足及其原因；
（五）评估建议，提出所评估法规继续施行或者修改、废止、解释、制定配套制度、改进管理等方面的意见。
第二十条 法制工委应当在评估活动结束后两个月内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法规评估情况、提出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经主任会议审定后，提交常委会会议审阅或者审议，并印送本会相关工作机构、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评估组、专家组成员。
第二十一条 经评估的法规需重新制定或者修改、废止的，应当尽快列入年度立法计划或者立法规划。
第二十二条 法制工委应当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评估过程中反映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具体问题整理汇总，及时移送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评估报告建议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建立配套制度或者改进行政执法工作的，法制工委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委和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
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收到法制工委的有关函件后，应当按照函件要求及时处理相关问题、改进行政执法工作、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法制工委和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委对法规的组织实施部门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第二十三条 法制工委可以将立法后评估的具体工作委托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单位实施。
受委托单位应当在委托范围内按照本办法的要求开展评估工作，不得将评估工作转委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第二十四条 立法后评估情况应当通过网站、立法官方微博或者报纸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五条 法规评估工作经费应当纳入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经费预算。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广场地区综合管理暂行规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广场地区综合管理暂行规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广场地区综合管理暂行规定》已经1997年11月10日市政府第8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人民广场地区的综合管理，维护人民广场地区的正常秩序、市容环境以及公共设施的完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定义）
本规定所称人民广场地区（以下简称广场），是指东起西藏中路西侧人行道，西至黄陂北路东侧人行道，南起武胜路南侧人行道，北至上海大剧院和人民大道200号外墙沿线范围内的公共区域。
第三条 （适用对象）
凡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广场内的单位及其所属人员，下同），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管理部门和执法组织）
人民广场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广场管理办公室）负责广场的日常管理和有关的组织、协调工作。
人民广场地区监察队（以下简称广场监察队）受所在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对广场内违反社会管理秩序、市容环境、绿化和道路设施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实施处罚；对委托处罚范围以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广场监察队有权予以制止，并应当及时移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
理。
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广场内的治安、交通、绿化、市容环境和市政公用设施等的管理工作，并就委托处罚事项对广场监察队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公共秩序管理）
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内的公共秩序。
广场内禁止下列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
（二）扰乱车站、商场、剧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
（三）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式煽动闹事；
（四）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五）其他扰乱治安秩序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条 （社会秩序管理）
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内的社会管理秩序。
广场内禁止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
（一）损毁喷水设施、广场鸽舍、公告栏、画廊、雕塑、公用电话、路灯、交通标志或者其他公共设施；
（二）倒卖车票、文艺演出入场券或者其他票证；
（三）携犬进入；
（四）进行封建迷信活动；
（五）其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其中违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委托广场监察队予以处罚。
第七条 （道路交通管理）
进入广场的车辆和行人，应当严格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自觉维护广场内的交通秩序和交通畅通。
广场内禁止下列违反交通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车辆和行人在明令禁止通行的区域或者路段内强行通行；
（二）公交车辆和其他客运车辆不在规定的站点范围内停靠；
（三）任意停放机动车辆或者非机动车辆；
（四）其他违反交通管理规定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其中违反前款第（三）项规定，任意停放非机动车辆的，由公安机关委托广场监察队予以处罚。
第八条 （道路设施管理）
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内的道路（包括人行通道、地道，下同）及其附属设施。
广场内禁止下列违反道路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擅自占用道路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擅自挖掘道路；
（二）占用道路堆物或者设摊经营；
（三）偷盗、挪动、损毁窨井盖、路牌、交通隔离护栏等道路附属设施；
（四）其他损坏、侵占道路设施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条 （绿化管理）
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爱护绿化，保护各类绿化设施。
广场内禁止下列破坏绿化的行为：
（一）任意借用、占用绿地，在绿地内堆放杂物、挖坑取土；
（二）折损、刻划树木，采摘花卉；
（三）践踏绿地、花坛；
（四）其他破坏绿化或者绿化设施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园林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上海市植树造林绿化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条 （环境卫生管理）
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的环境卫生，保持广场的环境整洁。
广场内禁止下列违反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或者乱扔、乱倒废弃物；
（二）车辆装载的货物散落、飞扬、流漏；
（三）擅自拆除、迁移、占用、损毁环境卫生设施；
（四）其他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上海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 （市容管理）
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的市容美观、环境和谐。
广场内禁止下列影响市容观瞻的行为或者现象：
（一）在建筑物、构筑物、雕塑或者其他公共设施上涂写、刻画；
（二）吊挂、晾晒物品；
（三）随地躺卧、露宿；
（四）乞讨、拾荒；
（五）在喷水设施中洗澡；
（六）宣传牌、指示牌、灯箱等设施未保持整洁、完好；
（七）进行养护、维修等施工作业时未按照规定采取有效措施文明施工；
（八）其他有碍市容的行为或者现象。
违反前款第（一）、（二）、（六）、（七）项规定的，由市容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违反前款第（三）、（四）、（五）、（八）项规定的，广场监察队应当进行劝阻或者予以制止。
第十二条 （禁止性活动的特别规定）
广场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杂耍卖艺、兜售物品；
（二）设置户外广告；
（三）在喷水设施区域内溜旱冰；
（四）捕捉、伤害广场鸽；
（五）其他妨害广场管理秩序的活动。
违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上海市取缔无照经营和非法交易市场暂行规定》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违反前款第（二）项规定的，由市容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本市户外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违反前款第（三）、
（四）、（五）项规定的，广场监察队应当进行劝阻或者予以制止，造成损失的，可以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十三条 （限制性活动的特别规定）
在广场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征得广场管理办公室的同意：
（一）组织文娱、体育、展览、咨询等活动；
（二）张挂、张贴宣传品；
（三）因养护、维修需要进行施工作业；
（四）设置公共服务设施；
（五）其他影响广场管理秩序的活动。
违反前款规定的，广场监察队应当进行劝阻或者予以制止，并可以责令其恢复原状。
第十四条 （处罚程序）
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广场监察队以委托行政管理部门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向当事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
罚没款收入按照规定上缴国库。
第十五条 （复议和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广场监察队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六条 （施行日期和废止事项）
本规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1994年9月22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的《上海市人民广场地区综合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7年11月14日
东方电子证券民事赔偿的几个问题
北京市众一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李庆民
新闻背景：2003年1月17日，因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原东方电子董事长、总经理隋元柏、董事兼副总经理高峰、财务总监方跃被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2002.1.15日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法院可以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等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并就一些诉讼程序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相隔不到一年，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就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范围、审判、诉讼方式、损失的计算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规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比较两个规定，从＂1·15通知＂到《若干规定》,初步构建了法院审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所必须的规范体系，是一部操作性很强的司法解释，说明最高法院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处理是十分慎重的。但是，任何一个规定在未经实际的操作运用之前，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毕竟立法者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而生活与社会恰恰又是建立在瞬息万变的多样性上。
《若干规定》出台后，我们代理了一百多位ST东方投资者的委托。通过代理活动，我们发现《若干规定》存在以下非常明显的问题，投资者在立案和索赔时需要清楚了解。
一、 投资者身份的确认
《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以外,还须提交以下证据: 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
(二)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
根据该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提交以下三项证明文件：
1、 身份证,从证券登记实名制的角度，要求投资者在提起诉讼时提交身份证原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没有要求在起诉时提交原件，而应当是在开庭时或者质证时核对身份。起诉时提交原件的要求与民事诉讼法是不一致的。并且，有些投资者因为要使用身份证不得不对身份进行公证，无疑加大了诉讼成本。我们揣测立法者的本意，或许是希望籍此把借用别人身份证的“投资者”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但是，法院是否有逐个鉴定身份证真伪的能力和所需要的人手？
2、 证据，即该支股票的完整交易记录，所谓完整，应当是自第一次买进至起诉时的全部记录，如果已经卖掉，应当准备揭露日及基准日卖出的全部记录。所有的买进卖出应当是一致的。
3、 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关于这个要求，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理由是根据目前的规定，投资者及其委托律师只能得到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却无法得到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将刑事判决书作为起诉依据，是人为地为投资者设置诉讼门槛。
二、 诉讼方式
1、《若干规定》规定了投资者可以提起代表人诉讼，这种方式，在《民事诉讼法》中已经规定，但是，青岛中级法院在受理该案件时，规定每个共同诉讼原告不得超过十人，并且采取普通共同诉讼的方式，这使得代表人诉讼的方式被排除在证券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不利于投资者形成团体面对诉讼。目前的情况依然是单个投资者单独面对上市公司要求赔偿。
2、诉讼费，如果按照代表人诉讼受理案件，诉讼费应当按照一个案件收取，现状是即使法院按照十个投资者一组受理，仍然按照单个投资者作为一个独立案件收取诉讼费。由于我国诉讼费采取分段累计计算的方式，基数越低，比例越高，因此两种方式计算的结果差距非常大。
三、 前置程序中的刑事判决书问题
《若干规定》把刑事判决书作为起诉证券民事赔偿的前置程序，增加了投资者寻求法律保护的依据，是一个很好的措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上市公司作为刑事犯罪主体的情况下才能把上市公司作为证券民事赔偿的被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理由一，《刑法》中没有关于上市公司进行证券虚假陈述的法人犯罪的规定，刑事判决书系依据《刑法》第161条对三名高管人员定罪，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犯罪主体是上市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非上市公司；如果把上市公司作为犯罪主体后才能对其提起民事诉讼，《1.9规定》中把刑事判决书作为前置程序就失去了意义；理由二，第二十八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共同虚假陈述,分别与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一)参与虚假陈述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虚假陈述而未明确表示反对的；(三)其他应当负有责任的情形。” 根据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东方电子当然可以成为被告；理由三，《若干规定》的立法意图应当理解为只要在刑事判决主文中对公司的虚假陈述作了司法认定，能够使得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作为直接的依据，投资者就可以据此提起诉讼，法院据此判决。
四、 揭露日
揭露日的确定是《若干规定》中最难于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揭露日直接影响着投资者是否具备索赔资格，这个问题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成为目前最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a、应当是重大事件的揭露；
b、应当是全国首次揭露，而且应当从一般投资者的认识角度来判断，而不应当以专家的角度判断是否构成重大事件的首次揭露。
c、有人认为揭露应当是系统、全面的，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所谓揭露，本身就存在着不系统、不全面的含义，不能强求局外人对上市公司作假全面知悉。另外，证券市场的不稳定和对信息反应的快捷本身也要求投资者无法等待系统、全面的揭露作出后再决定投资行为。
d、我们认为，揭露日的确定应当考虑和证券市场反应的一致性，ST东方在2001年7、8、9三个月的暴跌，根据证券市场的功能就说明该公司出现了问题，由于普通投资者与公司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反应应当作为确定揭露日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而不能片面地强调权威结论和虚假陈述的客观揭露。据此我们认为2001.9.14日构成ST东方虚假信息揭露日。
五、 系统风险
《若干规定》规定了投资者损失应当和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人据此认为，在计算损失时应当将大盘的系统风险考虑进去，就是说，这两年大盘指数的跌幅是系统风险造成的，上市公司在赔偿时，不应当对投资者就这部分进行赔偿。这种看法表面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看法有明显的漏洞。
对此最直接的抗辩理由是，如果要考虑系统风险，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系统风险释放后至揭露日前买进的股票在考虑赔偿时就不存在剔除风险因素。在法律发达国家，计算系统风险时，是针对每个投资者单独计算的，并且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大盘涨跌，一是该支股票所在的行业的全部上市公司指数的涨跌，一是该支股票当期收益与历史同期收益的比较。而且，既然要考虑跌的因素，那么系统涨的因素也应当考虑进去。这些因素在目前我国的司法操作上无疑难于执行，因此，我主张完全按照司法解释执行去计算，操作上相对简便易行。
而且，《若干规定》在规定损失如何计算时已经将这部分风险剔除出去。 根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
“ 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
投资者无论何时卖出，或者继续持有，大盘的风险已经为司法解释所考虑了。
六、关于东方电子与投资者权益平衡的问题
有些专家认为应综合考虑东方电子与投资者的权益，最好能达成对双方均有利的和解方案。
笔者认为，采取和解方式解决纠纷是一条非常现实的途径，既减少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诉累，对于市场的稳定也产生积极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因向部分投资者支付巨额赔偿金而影响其持续发展，甚而遭退市或摘牌，对上市公司其他股东而言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会造成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我们不能同意，尽管这种观点明显体现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观点的主张者要求投资者无疑要具备非常高的社会责任感，要具备把自己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下的勇气，这种法律之上的道德要求是无法实现的。单个投资者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任何人无权指责，也无权要求其权衡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与其个人的利益关系。同时，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东要求索赔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人或机构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提起诉讼，不存在向部分投资者支付巨额赔偿金，从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且，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要严格依照法治，产生法律的威慑力，而不能靠人为的“保护”，否则，其他上市公司会存在侥幸心理，不利于依法治市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邮箱：Qingmin@public3.bta.net.cn
个人网站：www.chineselawyer.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