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司法部关于取消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审批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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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开发银行外汇业务对外签字权限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4年7月26日，国家开发银行

各厅、局：
根据我行开展国际业务的需要，《国家开发银行外汇业务对外签字权限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开发银行外汇业务对外签字权限管理办法
一、为保障我行外汇资金安全，明确行内各级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和对外签字权限，特制定本办法。
二、我行对外业务往来及内部审批程序，应按国家现行外汇、外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由相应主管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后方能生效。
三、我行对外有权签字人分为：单签签字人（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甲级签字人（Ｃｌａｓｓ Ａ）和乙级签字人（Ｃｌａｓｓ Ｂ），其中行长、副行长、国际金融局局长为单签；各有关业务局局长和第一副局长（或负责外资工作的局级领导）、国际金融局副局长、主管外汇业务处处长、副处长为甲级；国际金融局承办涉外函电业务的处以下有权签字人为乙级，名单见附件。
四、我行与各代理行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文件，应按本办法由有权签字人签署后方能生效，其签字授权如下：
1．凡以国家开发银行名义对外签署的协议、合约、合同、证券或其它与财物的交付或转移有关之一切文件，由单签签字人一人签署为有效；
与上述文件有关的函件，由单签签字人一人签署，或由有权签字人二人会签为有效（其中一人须为甲级签字人）。
2．凡属汇票、本票、信汇委托书、信用证、保函、支付委托书、借记和贷记通知书、远期汇票的承兑和背书及其它业务往来函件，每笔业务金额在五十万美元以下（含五十万美元）或等值其它货币，由凭证或函件签署机构的有权签字人二人会签有效，其中一人须为甲级有权签字人员；每笔业务金额超过五十万美元或等值的其它货币，由凭证签署机构甲级有权签字人二人会签，或以副行长以上单签签字人签署为有效。
3．凡属于上述业务往来的函件和查询、查复、回单等，由凭证或函件的签署机构任何有权签字人员一人签字均为有效。
4．甲、乙级签字人均只能签署其主管业务范围内的有关文件。
5．各业务局遇有涉外的所有票据、提单、信用证、担保函、贷款协议、承诺函、以及涉及资金支付、转移、有价证券支付的一切支付工具的使用时，按规定的程序经行领导批准后，由业务局有权签字人一人与国际金融局甲级签字人一人共签，方为有效。
五、有权签字人名单的变更，以本行单签签字人签署的函件通知为准。

附件：国家开发银行外汇业务对外有权签字人名单（共38人）
单签签字人（6人）：
行 长：姚振炎；
副行长：屠由瑞，周道炯，刘明康，姚中民；
国际金融局局长：王紫云。
甲级签字人（28人）：
国际金融局：俞小平，张续超，寇日明，陈有安，鲁庆成，
王革凡，李东红，刘晓晶，刘剑青，杨逢定；
煤炭石油局：沈德琛，戴必清；
电 力 局：吴敬儒，曾 念；
交 通 局：叶 汇，梅家祥；
原 材 料局：胡采棋，刘家林；
机电轻纺局：叶佛容，王如燧；
农 业 局：刘峻明，高立础；
林业森工局：颜士中，党 彤；
技 改 局：王泽民，徐企颖；
外 事 局：刘文芳，张 娴。
乙级签字人（4人）：
国际金融局：韩德平，孟 涛，崔华伟，王 原。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姬永福*


【内容提要】死刑复核程序作为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对死刑适用的一种特殊
的监督程序，其存在有其价值基础，但由于人们对其实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加上
该程序受历史上刑事政策的消极影响以及程序设计本身的一些缺陷，使得理论和司
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该程序的一些
思路。
【关键词】 死刑复核； 价值基础； 实质； 强制上诉
一、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价值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程序，它的设立是和现代刑罚由报应刑向目的刑的转变，刑罚人道主义和刑罚轻缓化思想的深入人心分不开的。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死刑的存废问题就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那种以法律的名义从肉体上消灭罪犯从而弥补其给社会业已造成的创痛之合理性和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质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在死刑的适用上作了诸多严格的限制我国目前处于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恶性犯罪居高不下。所以现阶段暂不宜废除死刑。但限制死刑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项刑罚政策。而死刑复核程序正是该政策在刑事程序法上的体现。
二、对死刑复核程序实质的理解
对何谓死刑复核程序学理界多有论述，但大多是从与一，二审的比较中说明它的特殊性，并未回答它的实质所在。笔者认为，它与一，二审在适用对象，启动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仅仅表现了程序运作上的具体特点，并非其实质的体现。从79年和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来看，中级人民法院判出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由其二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中我们看到上，下级法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际关系，这种层际关系排除了同级法院适用该程序的可能性。保证了死刑案件的质量。所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程序。在这一特殊的监督程序中，任何一个法院的死刑判决都应该受到来自其上级法院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终端就是法律规定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为最高人民法院，死缓案件为高级人民法院。这样也从实质层面上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并非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经过该程序。如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的一审死刑案件或一，二审死缓案件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生效案件和二审判处的死缓案件，这些案件判决不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并非其绝对正确而不需要经过复核，而是从法院级别设置和核准权的分配上来看，这些判决无法接受来自上级法院的监督。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及现存问题分析
（一）死刑复核程序发展的几个阶段
有学者针对建国以来我国立法对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反反复复”的情况，按照数次“收”和“放”的变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这虽然略显表面化，但对于我们了解该程序的历史发展以及对现在出现的问题追本溯源未尝不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故笔者姑且也将其分为几个阶段来逐一介绍。
第一阶段：建国初到刑诉法颁布前。死刑核准权最早出现在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根据该法1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终审判决有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总审判决和当事人未上诉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有核准权。而1957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5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死缓案件的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显然，立法者在这一阶段的“收”和“放”的举措都表明其在该程序所要达到的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目标之间的抉择和倾向。这一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总体上来看，监督层次关系明晰，合理且有度。
第二阶段：刑诉法颁布到刑诉法修订前。79年刑诉法和刑法中均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有最锆院统一行使。后来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依法需判处死刑案件的增多，为及时高效地核准死刑案件，有力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和81年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严重暴力犯罪需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依此决议进行了授权。1991年-97年为打击日益猖狂的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授权云南，广东等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这一时期死刑核准权的变化，体现了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过程中，立法者对诉讼效率的“偏好”。但立法者的“放权”决定似乎只考虑了实体问题而未顾及程序上的协调，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如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二审判处死刑案件均不在经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加以复核。即出现了二审程序吞并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二合一”现象。
第三阶段：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到现在。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中均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可以视为死刑核准权又“重归”最高人民法院。但97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死刑核准的两极格局仍未改变，该程序在上述案件中名存实亡。
（二）从“合理有度”到“程序紊乱”原因分析
1，从立法到司法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使得在“从重从快”地与犯罪作斗争时，程序正义的理念被置之不顾。
2，立法司法解释的模糊：刑诉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96年和98年两次作出《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均回避了这一问题。仅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上诉期满后3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但是对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死刑案件如何处理则未作规定。
3，程序设计的缺失。死刑复核制度在程序设计上的不足，如审理采全面审，核准没有期限限制等一些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要求的程序漏洞长期得不到弥补。在恶性犯罪增加，死刑案件急剧上升需要下放核准权来提高效率的情况下，程序发生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关于死项基本原则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一）理论界对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种思路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作为两审终审诉讼原则的例外。具体主张：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后，由高级人民法院依二审程序全面审理，死刑判决得到维持后，被告人可继续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依上诉范围进行审理而不进行全面审。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是解决目前死刑复核程序混乱无序的根本出路。主要理由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犯罪现象也必然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也必将大大缩小。这样，死刑核准权有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便于统一掌握死刑标准，确保杀的准，杀的少。
3，高级人民法院增设死刑复核庭：这种观点的思路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维持死刑 ，还须再交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庭进行死刑复核，然后才可生效。
（二）现有改革思路之评析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与二审终审制度协调。我们尚不考虑以三审终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有多大合理性。单从与二审终审制的诉讼原则协调来看就值得我们对其提出质疑。例如在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不当或者量刑白当而改判无期徒刑的，甚至作出无罪判决的，此时的案件应适用二审终审直接生效呢，还是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呢？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并不现实。虽然这种思路在理论上讲并无不妥，同时也符合立法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可能性的通。自死刑核准权下放以来，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约占所有死刑案件的百分之十）即便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感力量不足。这从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先后下放和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核准时间过长（立法上无时限规定）可以窥见端倪。可以相信，在目前刑法扩大适用死刑的犯罪种类和大量死刑案件需要及时核准的背景下，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必然导致复核效率的低下，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死刑核准的准确性。
3，高级人民法院内设立死刑复核庭也不不具可行性。这种思路主要是解决程序“二合一”的问题的。但司法实践中，同一死刑案件在同一法院中审理均需由同一审委会讨论决定，另行组成复核庭实际意义不大。同时同一个法院内的一个合议庭报请另一个合议庭复核，似乎同一合议庭也有高低之分，显然不合理。
（三）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刑事犯罪的斗争实践，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兼顾的死刑复核程序并非不可求。
笔者的设想是：明确规定死刑案件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而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那部分死刑案件的一审权宜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而且由基层法院审结后可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这样设想的理由是：
1，死刑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符合我国社会治安现状和审判工作实际。不但是立法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立足我国刑事犯罪现状和两级法院的工作量的实际而作出的合理分配。
2，基层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案件一审权是在不改变刑事诉讼二审终审制的基本格局下改变级别管辖。所以不会导致程序混乱。基层法院依法进行一审，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核审也是符合死刑复核程序的层际监督的实质。另外，有学者提出83年严打期间死刑案件下放至基层法院后很快即被收回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宜由审级较低的法院进行死刑案件的一审。笔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第一，死刑一审权的短暂下放即被收回主要原因并非基层法院不能保证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而是“考虑到在立法上未作规定这样简单的放权，非但不能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反而因为增加了层级，拖延了诉讼。”第二，由高级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案件，均为“自然暴力型”犯罪，虽然重大，但一般并不复杂。再加上几十年来基层法院审判经验的积累和法官素质的不断提高，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
3，基层法院判处死刑一审案件，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理由在于：
1）可以对基层法院判处的死刑一审案件查露补缺。增加一次检验把关的机会，保证案件审理质量。
2）既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该部分案件奠定可基础，又避免了部分死刑案件若适用三审终审制所带来的审极制度混乱。
3）强制上诉并非凭空臆想，国外也有例证。日本刑事诉讼法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可以放弃申诉或者撤回上诉”但接着在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者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条规定也不得放弃。”原南斯拉夫刑诉法361条（四）规定：“如果被判处死刑是，被告人不得放弃上诉权，也不得撤消已提出的上诉。”
4)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干涉诉讼当事人之诉权的可能，但从确保审理公正，防止错判角度讲，可以从更深层次保护被告人的权益。这在刑事诉讼法其他制度中也能得到相互映证。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和第38条确立的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强制指定辩护的制度，其背后的立法精神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