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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政府


长治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治市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局、办，各有关单位：
《长治市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二○○七年三月十四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招标投标活动中违法、违规现象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山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招标投标活动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市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招标投标工作的指导和协调；组织有关部门拟定或修订招标投标工作的有关规定和管理办法，确定必须进行招标投标项目的具体范围、规模标准以及不适宜进行招标投标的项目，报市政府批准；依照审批权限审批、核准或备案建设项目的招标方案和不招标申请；指定招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并监督招标公告的发布；组建长治市招标投标监管网；组建全市跨行业、统一的、综合性的政府评标专家总库，并监督评标专家的抽取；负责组织项目稽察人员，对市重点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
工业、建设、交通、水务、商务、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现行职责分工，负责本系统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
第五条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其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限制或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预招标投标活动。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在进行监督管理过程中，不得向招标投标当事人、招标代理机构收取任何行政事业性费用。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章 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

第六条下列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工程建设项目达到本规定第八条标准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煤炭、焦炭、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项目；
（二）铁路、公路、管道、水运、航空等交通运输项目；
（三）重要矿产资源的开发项目；
（四）邮政、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邮电通讯项目；
（五）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产、水利枢纽等水利项目；
（六）道路、桥梁、隧道、地铁和轻轨交通、污水排放及处理、垃圾处理、地下管道、公共停车场等城市设施项目；
（七）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八）消防、人防、噪音监控等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九）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燃气、园林、绿化、路灯照明等市政工程项目；
（十）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体育、旅游等项目；
（十一）办公建筑、公共建筑、商品住宅（含经济适用房）；
（十二）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第七条下列使用国有资金投资、国家融资和使用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资金的工程建设项目达到本规定第八条标准的，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一）使用各级财政预算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种政府性专项建设基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并且国有资产投资者实际拥有控制权的项目。
（四）使用国家发行债券所筹资金的项目；
（五）使用国家对外借款或者担保所筹资金的项目；
（六）使用国家政策性贷款的项目；
（七）政府授权投资主体融资的项目；
（八）政府特许的融资项目。
（九）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资金的项目；
（十）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资金的项目；
（十一）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援助资金的项目。
第八条符合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范围的工程建设项目、货物采购、服务和特许经营，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二）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四）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第三章 招标和投标


第九条招标人是依据本办法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招标人在招标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搞虚假招标，不得和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建设单位在向发展和改革部门报送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项目可研报告或者项目的核准、备案申请时，必须同时报送项目的招标方案，由发展和改革部门对招标方案进行审批、核准或备案。招标方案的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的具体招标范围；
（二）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拟采用自行招标和拟采用邀请招标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
（三）其他有关内容。
招标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确需对招标方案作出调整的，应当到原批准机关重新办理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
建设单位在报送项目可研报告或者项目核准、备案申请时未报送招标方案的，市发展和改革部门不予批复可研报告或者项目核准、备案申请。
不需要报批可研报告或者项目核准、备案申请的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方案，由市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第十一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建设项目，可以不进行招标。但在报送可研报告或项目核准、备案申请时必须提出不招标申请，说明不招标的原因，由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一）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有特殊保密要求的；
（二）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采用特定专利技术或者专用技术的，或者其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
（三）承包商、供应商或者服务提供者少于三家，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
（四）其他原因不适宜招标的。
第十二条工程建设项目因特殊情况在可研报告或项目核准、备案申请批复前需要先进行招标的，也必须将招标方案上报发展和改革部门，由发展和改革部门对招标方案进行审批、核准或备案。
第十三条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占主导地位的，应当公开招标；全部使用民间资本、外商直接投资或者民间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占控股或者占主导地位且未涉及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的，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应当公开招标，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适宜公开招标的，经市发展和改革部门核准后，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一）技术复杂或者有特殊要求的；
（二）对专有技术和专利权保护有特殊要求的；
（三）受自然资源或者环境限制的；
（四）其他不适宜公开招标的。
第十四条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并应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具体包括：
（一）具有与招标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专业技术力量；
（二）设有专门的招标机构或者拥有三名以上专职招标业务人员；
（三）熟悉和掌握招标投标法律、法规。
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之一的，招标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
第十五条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自行组织招标的，在向项目审批部门上报项目可研报告或者项目核准、备案申请时，应当向发展和改革部门报送以下书面材料：
（一）项目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资格证书或者项目法人组建文件；
（二）与招标项目相适应的专业技术力量情况；
（三）内设的招标机构或者专职招标业务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招标人符合自行招标条件的，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核准，招标人可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加以限制，也不得拒绝办理工程建设有关手续。
第十六条各类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具有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资格。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认定的本行业招标代理机构名单通报市发展和改革部门，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对各类招标代理机构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招标代理机构的代理权限范围应当在招标代理合同中具体载明；招标代理机构超越代理权限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依法必须进行公开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按审批权限必须通过国家、省、市发展和改革部门指定的报刊、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
第十九条公开招标的项目实行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招标预审公告中载明预审后允许参加投标的投标人的数量范围，并按照排名先后或者得分高低选择投标人；招标公告或者招标预审公告没有载明数量范围的，招标人不得限制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人进行投标。
第二十条招标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投标人须知；
（二）招标项目的范围、性质、规模、数量、标准和主要技术要求；
（三）投标报价清单；
（四）评标标准、方法和在评标过程中考虑的相关因素；
（五）交货、竣工或者提供服务的时间；
（六）进行资格预审的项目，要载明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要求投标人提供的有关资格资信证明文件等；
（七）投标文件的编制要求；
（八）递交投标文件的方式、地点和截止时间，以及正、副本的份数；
（九）开标的时间、地点；
（十）投标有效期；
（十一）合同主要条款；
（十二）受理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确定的建设标准、建设内容等都应当控制在项目审批部门批准的范围之内。
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招标人应将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情况和时间安排等一式三份在10个工作日前报市发展和改革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投标人投标时应当向招标人提供下列证件和资料：
（一）营业执照和相应的资质证书；
（二）最近三年的资信和履约情况；
（三）相应的业绩材料；
（四）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证件和资料。
第二十二条投标人将投标文件进行密封后，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送达，由招标人签收，并出具收到的书面证明。
书面证明应当载明签收的时间、地点、文件数量和签收人姓名等内容。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二十三条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二十四条开标由招标人或者其招标代理人主持，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开标，应当接受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五条开标过程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记录，并存档备查：
（一）招标项目的名称、规模和数量；
（二）开标的时间和地点；
（三）参加开标的单位和人员；
（四）投标人的名称及其投标报价；
（五）应当记录的其他事项；
开标记录由主持人和其他在场的有关人员签字确认。
第二十六条评标专家的抽取和评标委员会的组成，应当由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从市级以上政府评标专家总库中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评标委员会的专家。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的单数。具体依据《山西省评标专家库及评标专家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
（一）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三）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的；
（四）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或刑事处罚的。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第二十八条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与任何投标人或者与招标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私下接触，不得收受投标人、中介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情况和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九条评标专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必须是市级以上政府评标专家库中的专家；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认真、公正、公平、廉洁地履行职责，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招标投标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
（四）熟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并且有与招标项目相关的实践经验。
第三十条评标委员会应根据招标文件规定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系统地评审和比较。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和评标方法应当合理，不得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
第三十一条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且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抄送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评标报告应当如实记载以下内容：
（一）基本情况和数据表；
（二）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三）开标记录；
（四）符合要求的投标一览表；
（五）评标标准、评标方法或者评标因素一览表；
（六）经评审的价格或者评分比较一览表；
（七）经评审的投标排序；
（八）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与签订合同前要处理的事宜；
（九）澄清、说明、补正事项纪要。
第三十三条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在一至三个，并标明排列顺序。
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未能按规定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招标人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第三十四条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和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
（二）实行资格预审的，资格预审文件和资格预审结果；
（三）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技术规格、评标标准和办法、合同主要条款等内容；
（四）评标报告；
（五）中标结果。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中标候选人。中标通知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三十五条投标人拟将中标项目分包的，招标人和投标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招标人不得为投标人指定分包单位；
（二）分包人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
（三）分包的内容为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
（四）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
第三十六条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中标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地点、并根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签订书面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招标人和中标人都不得向对方提出招标文件以外的要求，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第三十七条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不得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办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方式规避招标的，以及虚假招标、与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投标人合法权益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进行处罚。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方案应当经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而未经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或者未按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招标方案进行招标的，以及确定中标人后15日内未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进行处罚。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未经市发展和改革部门核准，擅自进行邀请招标的市重点建设项目，市发展和改革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进行处罚。
第四十一条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办法，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当发布招标公告而不发布的，或者提供虚假招标公告、证明材料的以及招标公告含有欺诈内容的；以及不在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公告，或者招标公告中有关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办法的规定明显不合理的以及招标公告中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由市发展和改革部门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进行处罚。
第四十二条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办法，未取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资格认定而承担项目招标代理业务的，或者超越代理资质规定范围承担招标代理业务的，该招标代理无效，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四十三条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收取的财物，并进行处罚。
第四十四条中标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或者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转让、分包无效，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办法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及其对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启迪


饶世权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 610031）
TEL:(028)87601311 E-mail:rsq858@163.com
通讯地址: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南园21317#
作者简介:饶世权(1969~ ),男,四川仁寿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摘要]陪审团制度在美受到尊重，是因为陪审团具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司法功能、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这对我国进行审判制度改革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陪审团；公民自由；司法公信力；造法；法制教育；

美国陪审团制度从英国传入，至今在美国仍受到尊重，其原因除了陪审团制度具备浓厚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外，更主要的是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意蕴即陪审团（本文仅指小陪审团）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因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国家正是权力的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是在权力行使者——国家内部，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相互制约。这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行使者的制约。这种制约制度要发挥防止政治异化的作用是以各权力行使者都能恪尽职守为前提条件，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在三权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3]。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参与立法、行政权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陪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是权力的所有者与职业法官分享了司法权，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行使，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评价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权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他们分享司法权，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是权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指责英王在许多案件里剥夺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审团办法的利益[6]。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独立战争要争取的重要权利之一，作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而被写入美国1787年宪法，陪审团制度成为宪法上的权利（197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陪审团不是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宪法上的权利要求陪审团审理，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从而以权利制约职业法官的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民主。而英国则没有明确将陪审团审判作为权利赋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陪审团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审团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所以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称赞说：“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7]潘恩赞扬说：“在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陪审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8]。陪审团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终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成为自己的审判者，才能确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审团审判提升审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国学者认为，陪审团审判的消极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种隐蔽的社会偏见者的容纳者，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给判决带来偏见。但瑕不掩瑜，就社会正义来说，陪审团本身可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平衡器，就是说，陪审团的人民性使陪审团能够通过证人证据，并通过自己的潜意识，有时是有意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警察或社会大众所要求的角度来作出解释[9]。
1、组成成员的人民性
陪审团在古英语中的解释至少是一组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辈，所以17、18世纪和19世纪时英国人受同一阶级的人们的审判，如一个有世袭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权由从上院选出来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判，否则，就不由陪审团审判。但美国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世袭爵位，不具备属于陪审团成员的专有资格。因此，如果说英国那时陪审团还有阶级性，那么自美国独立时，美国陪审团就具有了超越阶级的人民性。现代美国法规定陪审员应是21岁至70岁的美国公民；陪审员应是每年纳税250美元以上的有财者；还要求能阅读和书写英语；还有一些不得担任陪审员的人。早期妇女不能担任陪审员，但现在妇女也可以担任陪审员，美国现有学者主张陪审员的挑选应不受贫富、经济地位、国籍等状况的影响[10]，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陪审团的人民性。
同时为确保陪审团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审员召集制度。美对陪审员的选任由法官召集，具体由陪审团选审官或法院办事员负责，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辖区内选任，最初是从电话号码簿上挑选陪审员，这一做法被一些指责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选定陪审团名单，它排除了那些装不起电话的人。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其他程序进行挑选。目的是使陪审团能够超越种族、经济方面的偏见，使审判公正，同时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到司法民主中。
2、组成人数的人民性
从数量上说，人民总是代表多数，也只有多数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议庭一般人数较少，如我国民事诉讼中合议庭一般由三人组成，刑事诉讼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组成，司法实践中多是三人，而美国陪审团一般由12组成，是我国合议庭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审团人数的众多性使其不易腐败，正如凯文所言，要影响甚至收买12个人，比影响甚至收买1个人要困难得多。人数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国的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判决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即12名陪审员的多数意见作为陪审团的裁决，相对于法官的裁决，更有人民性，这是因为是陪审团裁决是人数众多人的裁决，陪审员通过对证人证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综合判断而取得一致意见，比法官一己的判断更为稳当；其次是因为陪审团裁决是来自普通民众的裁决，美国认为某种程度上法官必然与杂乱无章的社会脱节，常误认一切的人都像他们一样的合逻辑，而陪审员来自普通民众，他们常常比较明了普通人的昏乱和谬误。所以，陪审团进行事实审，法官进行法律审，法官和陪审团相互影响、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单独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结果[11]。从而使司法更贴近社会生活，反映民意。
为了保证陪审团裁决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审团审查制度，以尽可能地排除那些对特定案件抱有明显的或可察觉的偏见的人，美国采取询问主义，即就是从候选陪审员宣誓就职开始，法庭将询问他们的姓名、职业、是否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是否对案件具有可能影响判断的特殊知识，是否对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有偏见，是否认识证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原因。二是法官对陪审团裁判时不加干预，只是告诉陪审员如何投票，如何选出陪审长主持评议，看待证人、分析证据的方法，而不对证据发表意见，宣布他们应当运用的法规。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宪法允许法官对证据发表意见，但他们从不这么做。美国体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务是严格限于行使公断人或仲裁人的责任，他们只是告诉陪审团基本原则，并鼓励他们自己决定运用这些原则[12]。三是对陪审团裁判的低效，美国则认为陪审团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审团即使费时费财，也是实现社会正义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对于时间和金钱而言，社会正义更重要。
正是因为陪审团审判的人民性，相对于合议庭制度，即完全由专业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判，其组成成员的身份不是普通民众，也是社会的管理者，是与普通民众相对的人，这种身份的不认同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审判心存介蒂。而陪审团由普通民众组成，与被审判者、社会公众身份认同，是自己人的审判，而且人数众多。因此，陪审团审判相对于完全的专业法官审判在民众中有更强的公信力，可以促进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13]。陪审团制度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的审判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审团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的陪审团制度和法国等国的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只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国，陪审团制度除司法功能外，还有造法功能。美二国都承认陪审团容易被当事人的辞藻所打动，有时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对此，英国法官有时以陪审团的裁判不合法为由，否定了陪审团的裁决，而进行重新审理。而美国认为陪审团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觉的漠视的情形则比较多，尽管美国有的州法规定，法官在陪审团没有足够证据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可以作出不顾陪审团决定的判决，但法官一般并不这样做，而是承认陪审团的裁判，并努力为这种裁判寻求合理的解释，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审团不顾本来应该阻止原告取得救济的被害人的助成过失，只是在损害赔偿金额上考虑原告过失，从而发展了所谓比较损失原则。这一原则后来为法院采用。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既然陪审团作出不顾法律的裁判，该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审团有时就是正规法律的批评的和间接的法律改革者[14]。这种思想在辛格审判中已经凸现，殖民地陪审团不顾法律作出了约翰.彼得.辛格无罪的判决，就在此时产生了有关后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审团希望这成为他们的法律。所以陪审团确实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惊人力量[15]。陪审团制度实现了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不仅是案件的审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审判者。
（四）陪审团制度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
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种是课程化教育模式，就是将法制教育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中，这种模式重在理论系统教育，但与社会生活现实有一定距离。另一种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实践，进行法制教育。这种教育比课程化教育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而且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更容易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审团制度正是一种生活教育。
陪审团人数虽然只有12人，但他们是从上千人中遴选出来的，这个遴选过程本身就是法制教育的过程；在审判过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及语言的影响；而且普通公民参与审理和裁判，直接体验法律与生活关系、法律思维。因此，陪审团审判不大会将法律变为与生活脱节的神秘而抽象的东西[16]，而是把法律变为现实生活。所以陪审团审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渠道，无形中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扩大了司法审判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17]。而且相对于课程化法制教育来说，参加这种司法活动（陪审团审判）对于培养人们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把它说成是“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18]。

二、对我国司法审判方式改革的启迪

研究美国陪审团制度，对我国当前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有重要启迪：
一是谁是最终的审判者？美国坚持认为人民才是最终的审判者，这样的价值理念使得陪审团制度在美国长盛不衰，陪审团不仅审判案件，而且一定程度造法。我们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应当树立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的价值理念，即司法是否公正最终是由人民来评价，即使司法实现了法律公正，但如果社会公信力缺失，也不可能实现司法的社会公正。而司法的社会公正正是由人民来评判，因此，应当建立制度吸收人民参与审判，我们不能怀疑人民的能力，他们也许不懂法，但他们反映的正是普通民众对事物的看法或认知，而职业法官懂法，他们比普通民众认知能力更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常常比普通民众更深刻，如果用职业法官的标准来要求普通民众，就如哲学家要求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以普通民众不懂法来阻止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审判。
二是强化功能与制度的互动。美国陪审团的功能是通过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而且美国陪审团的功能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逐渐产生的，一旦产生了某种功能，美国就设计相应的制度或者完善与功能伴生的制度来保障功能的实现。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应当注意功能与制度的和谐，而且我国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不是自然演进型，而是人为推进型，因此，应当事先明确我国司法审判制度应当到达什么样的功能，因功能而设计制度，以制度保障功能。
三是应当强化审判制度对公民民主、自由的保护，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美国陪审团制度具有公民民主、自由的保护，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反思我国司法审判，公信力缺失，甚至严重危及公民的民主与自由，有的判决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状况。因此我们在改革司法审判制度时，必须注重提升司法审判的公信力，为此要充分考虑人民的参与性，不能认为审判公正了就有公信力了，因为审判是否公正人民才是最终的裁决者。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1年P173~174；
[2] [17]尚代贵：“论陪审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求索》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