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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损失赔偿
　　内容提要: 完善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有利于构建合理的法律责任格局，遏制非法证券活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然而，当前《证券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中涉及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不足，非法证券活动一直难以受到民事责任的追究，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也难以得到有效救济。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证券法》有关内容，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对起诉条件、诉讼时效、管辖以及损失赔偿等内容作出规定。


本文中的非法证券活动，包括非法发行证券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是指单位和个人违反证券法规定，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未经批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非法证券活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因此，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不断完善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政策法规，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如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发布的《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但是，由于我国在证券法制方面重刑事和行政责任而轻民事责任追究，非法证券活动一直难以受到民事责任的追究，投资者因非法证券活动遭受的损失也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效果并不能令投资者满意。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追究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显得十分紧迫。为此，本文从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重要意义入手，结合现行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法律政策规定，分析了当前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几点建议。
　　一、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重要意义
　　当前，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利于构建合理的法律责任格局
　　按照违法的性质、程度不同，非法证券活动的法律责任可以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一般，民事责任的优点在于经济赔偿性，行政责任的优点在于处罚的迅捷性，刑事责任的优点在于处罚的严厉性。三种责任都起着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维护证券市场良好秩序的作用，不可偏废，应合理配置。尤其是民事责任，它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使非法证券活动中的违法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公民在法治状态下寻求保护私权的直接体现，是民事责任制度保护受害者目的的直接体现，是实现《证券法》“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宗旨的直接体现。它的重要性，正如法学家刘俊海所说：“民事责任应该在证券法律责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或者至少放在与行政责任同等重要的程度上。”[1]
　　（二）有利于打击遏制非法证券活动
　　民事责任制度的充分发挥有利于打击遏制非法证券活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调动一切民事主体追究非法证券活动的责任。非法证券活动往往具有形式不断翻新、隐蔽性强、欺骗性大，资产易被转移、证据易被销毁，人员易潜逃等特点，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的数量有限；而赋予民事主体合理方便地以侵权或违约等理由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权利，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监管的主动性，增加非法证券活动被打击的机会，有效地打击遏制非法证券活动。其次，充分发挥律师在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律师是法律专业人士，熟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责任追究的规定。因此，律师在代理案件时，可以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调查取证权，积极收集非法证券活动的证据以追究其责任，对于合理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有效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具有重要作用。最后，通过以民事赔偿为主的民事责任来制裁不法行为。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新兴加转轨时期，除了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行为以外，民事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民事责任制度能使任何不法行为者都有可能被推上民事赔偿诉讼的被告席，有效地警示和遏制非法证券活动。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非法证券活动是一种典型的涉众型违法犯罪活动，具有涉及地域广、金额大、人员多等特点，极易引发群体事件，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依法引导受害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追究非法证券活动往往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居多，而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非法证券活动纠纷，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的很少。尤其是对于一些尚未达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标准的非法证券活动，如果不启动民事追责程序，就很难实现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实践中，受害人因民事法律救济途径不畅而导致上访也时有发生。[2]因此，完善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由民事主体对非法证券活动者提起民事诉讼，对于引导公民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民事纠纷，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法治化进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二、当前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存在的主要不足
　　我国属成文法系国家，立法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司法实践的效果。当前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法规及司法解释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打击非法证券活动。
　　（一）《证券法》中有关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不足
　　《证券法》是规范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然而，总体而言，当前《证券法》在法律责任的配比上，行政责任较多，民事责任明显不足，如在法律责任一章中，仅第210、214条有民事责任的规定，而涉及行政责任的规定有四十余条。《证券法》这种“重行轻民”的立法特点也使得有关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缺陷。
　　1．没有直接规定非法证券活动应承担民事责任
　　一般，规定民事责任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具体条款中直接规定，如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赔偿责任规定在第69条，行政责任规定在第193条。二是在相关条款中对民事责任作总的规定。然而，《证券法》中涉及非法证券活动的具体条款第10条（非法公开发行证券）、第122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第188条（非法公开发行证券法律责任）、第197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法律责任）分别对非法公开发行证券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及其行政责任作了详尽规定，但并没有直接规定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证券法》第232条虽然规定了证券违法行为责任人支付民事赔偿金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先后顺序，但《证券法》中没有条款对民事责任作总的规定，第232条也缺少“违反本法规定，构成民事违法行为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衔接规定。[3]因为“违反本法规定”不一定都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可能是行政或刑事责任。
　　2．有关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种类的规定不足
　　在《证券法》中，对非法证券活动行政责任的种类规定很详尽，涉及警告、责令停止发行、取缔、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但对于民事责任种类的规定只有民事赔偿一种（《证券法》第232条）。显然，民事责任的种类不限于民事赔偿，还包括停止侵害、返还财产等很多私权救济形式，各种责任都在民事责任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然如此，为何不可以在《证券法》相关条款中予以体现呢？
　　3．没有规定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它是解决侵权民事责任所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证券法》第69条规定了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实行无过错责任，对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对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行过错责任。而《证券法》没有规定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这就给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带来了一定困难。
　　（二）《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不足
　　近年来，司法介入证券市场的力度在加大。2008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如果非法证券活动构成犯罪，被害人应当通过公安、司法机关刑事追赃程序追偿；如果非法证券活动仅是一般违法行为而没有构成犯罪，当事人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赔偿。”《通知》的最大意义在于，解决了法院不受理非法证券活动案件的难题，有助于受害人．通过法律诉讼追回损失并打击违法违规者。[4]但《通知》存在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对《通知》法律性质有不同的认识
　　一般认为，从《通知》的发文主体以及出台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政策背景分析，它应该属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是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法律渊源之一，对执法、司法活动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实践中对《通知》的司法解释性质存在不同的理解，认为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有司法解释权，而《通知》的发文主体还包括了没有司法解释权的公安部和中国证监会。另外，《通知》是以“证监发”的形式，而不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发文的形式，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其法律效力的不同认识。
　　2.《通知》没有具体规定如何追究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
　　《通知》仅解决了对非法证券活动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没有具体规定如何追究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不像虚假陈述民事案件有《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样专门配套的规定。这使得民事主体对诉讼的具体程序及诉讼风险无法较为准确地判断，《通知》推动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诉讼效果不明显。民事主体因非法证券活动而主动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案例也非常鲜见。
　　3．刑事追赃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需要理顺
　　《通知》规定，未构成犯罪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赔偿，构成犯罪的，通过公安、司法机关刑事追赃程序追偿。如果从《通知》的字面理解，构成犯罪的非法证券活动，被害人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偿，只能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追偿。但如果对“刑事追赃程序”作扩大解释，可以理解成包括《刑事诉讼法》第7章中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为了更好地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保护受害人利益，不论非法证券活动是否构成犯罪，有关民事主体都应该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原因在于：第一，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法律性质不同，救济方式不同，两者相互促进，并不排斥；第二，非法证券涉及犯罪的，民事主体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这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权利，不应剥夺。因此，应尽快对《通知》中“构成犯罪的，通过公安、司法机关刑事追赃程序追偿”进行解释，以免给有关民事主体、执法部门造成不同的认识，影响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效果。
　　（三）参考适用《规定》存在的主要不足
　　当前，因非法证券活动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没有具体的审理规定。但其作为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的一种，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所确认的原则和规定。但由于该规定是6年前制定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些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由于非法证券活动与虚假陈述在主体、行为特点等方面有所区别，因此，《规定》中有些内容不适合。
　　1．起诉前置程序已不适宜
　　考虑到投资者起诉时能掌握的有效证据、法官的审理能力等原因，《规定》在制定时确认了起诉前置程序，即规定民事起诉要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为前提。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现在取消这一前置程序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原因在于：首先，人民法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司法经验，如重庆法院就已经审理了ST长运、ST重实两起虚假陈述类的民事赔偿案件。其次，公民的法律意识和律师调查取证的水平可以适应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的需要。最后，《通知》中已没有再规定起诉非法证券活动须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为前置程序，为民事主体直接起诉非法证券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2.诉讼时效的起算日不清晰
　　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规定比较特殊，以行政处罚决定公告或刑事判决生效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之日。而因非法证券活动而引发的民事诉讼的时效起算日，因为没有起诉的前置程序，《规定》中的有关内容显然不适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第137条的规定，采取“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之日。但是根据实践情况，“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还是过于抽象，应根据非法证券活动的特点，列举一些实质性的情况作为“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具体标准。
　　3．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对于地域管辖，《规定》中确认了“原告就被告原则”，对于以上市公司为主的虚假陈述案件诉讼有重要意义。但非法证券活动具有隐蔽性、流动性、受害人大都在外省的特点，这决定了如果单纯采用“原告就被告原则”，对于受害人起诉、取证会造成困难。实践中，不少受害人宁愿自己承担损失或向行政机关举报，也不愿意提起民事诉讼，与“原告就被告原则”的诉讼成本较高不无关系。对于级别管辖，《规定》中确认虚假陈述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除虚假陈述案件之外，其他证券民事纠纷案件会越来越多，如果都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可能会影响效率。因此，在确定非法证券活动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时，应该合理划分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分工。
　　4．损失赔偿的规定需要补充内容
　　从《规定》第29条和第30条来看，被告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为：一是在证券发行市场导致证券被停止发行的责任：返还所缴股款、赔偿所缴股款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利息；二是在证券发行市场或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以及这两项资金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对于非法证券活动，可以参考《规定》中的内容，但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一是公开发行证券或非法经营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在股权交易中还会发生一些费用，如过户费、托管费、手续费等，这些也是原告的财产，也应一并返还，但《规定》中并没有涉及；二是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被告是否承担受害人的全部投资损失值得探讨。因为，在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领域，“不能约定分担损失”已是法律明文规定。[5]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被告只是提供证券投资意见，没有对受害人的财产进行直接投资，不足以影响投资者决策，这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足以影响投资者决策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合理规定赔偿受害人的投资损失。
　　三、如何完善追究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
　　当前，如何完善追究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已显得尤为迫切。为进一步完善民事追责的规定与程序，实现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本文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证券法》有关追究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的内容
　　《证券法》是证券市场领域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是证券市场的“宪法”。因此，《证券法》的完善与否对追究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规定非法证券活动应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实践情况，规定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责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在《证券法》具体条款中规定，即在第10条、第122条、第188条、第197条中作具体规定；第二，在《证券法》中作总的规定，即修改第232条，增加“违反本法规定，构成民事违法行为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2．增加有关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种类的规定。为充分发挥各种民事责任的作用，对于非法证券发行，可以在《证券法》第188条中规定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所缴股款及其他交易费用）、赔偿损失（所缴股款及其他交易费用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利息）等责任。对于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可以在《证券法》第197条中规定承担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所缴股款及其他交易费用、会员费、咨询费、赢利分成等）、赔偿损失（所缴股款及其他交易费用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利息、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以及这两项资金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等）等责任。
　　3．规定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可以参考《证券法》第69条以及《规定》中有关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在《证券法》中规定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对于非法证券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实行无过错责任；对于单位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对于单位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行过错责任。
　　（二）完善《通知》中有关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民事责任的内容并细化
检察机关保护私营经济的重新定位

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 王维新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服务经济建设被定位在对国有企业的关注上，体现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保护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等方面。相比之下，漠视了对民营经济的服务，特别是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保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检察机关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司法职能部门，在学习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同时，也应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重新定位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对象，积极探索保护私营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更新观念，树立保护私营经济发展的执法思想
一直以来，在对待私营经济的问题上，检察机关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思维定势并常常外化为观念上的“歧视”。主要表现为：将其视为微不足道的成分，顶多是极少数的“大款”经济，终归比不了公有经济，社会地位不高；认为私营经济发展潜力不足，只是作为社会经济的补充力量等等。在实践中，检察机关（还包括许多国家机关）表现出对待私营经济与对待公有经济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保护和服务等方面关注公有经济比非公有经济明显要多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私营经济的信心和发展。
从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变化和近年的发展情况看，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解放思想，转变传统的观念，重新审视和理解私营经济的重要作用。
当前，私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中新的、强力的增长点，也是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解决就业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始终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是检察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制定检察机关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通过狠抓落实，依法维护个体、私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因此，我们要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服务大局、服务经济作为开展各项检察工作的主线思想，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坚决贯彻“三个同等”原则，即给予同等对待、同等保护、同等服务。尤其，要更新保护和服务私营企业的传统观念，摈弃歧视或者不公正地对待私营企业的错误思想，将服务私营经济的思想统一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和服务整个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高度，从而树立保护私营经济发展的执法思想。
二、严打犯罪，维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观念的更新只是检察机关为私营经济服务的前提条件和思想条件。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如何将保护私营经济与检察职能相结合和做好服务私营经济的检察工作，需要深入研究，并予以解决。
打击犯罪本身就是一种服务方式。只是这种服务方式不被社会一般人所理解，因为它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的增长点，是一种环境的服务和幕后的服务。随着法治经济的确立和法治时代的来临，私营企业越来越意识到打击犯罪与企业发展的裙带关系，需要借助法治的力量进行维权斗争。因而，顺应这种呼唤，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私营企业经营权的各类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维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有利于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具体工作思路：坚持三个优先原则，树立四种执法意识。
三个优先原则：一是优先受理，即检察机关对于是私营企业符合受理条件的举报、控告、申诉的案件和对不服民事行政案件处理而申请抗诉的案件要优先受理，决不拖延；二是优先查处，即检察机关要优先查处侵犯是私营企业经营权的各类案件，尤其有些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向私营企业索贿、徇私舞弊等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渎职犯罪案件，决不手软；三是优先监督，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管辖的涉及私营企业的商业贿赂、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案件要实行优先监督，决不怠慢。
四种执法意识：一是要树立文明的办案意识。严禁对控告、举报、申诉的私营企业人员态度冷漠、生硬、蛮横和推诿；严禁利用办案或预防之机吃拿卡要，拉赞助、搞摊派；严禁刑讯逼供，或对案件当事人进行辱骂和体罚。二是要树立规范的办案意识。严禁滥用侦查措施办案和刑事强制措施；严禁违反法定程序查封、冻结私营企业的帐户、帐册和财产；严禁插手企业间的经济纠纷，或给侦查机关违法插手经济纠纷给以庇护。三是要树立维权的办案意识。不发表损害私营企业声誉和形象的宣传报道；不侵害私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不穿检察制服、开警车到私营企业中去调查取证，除必要情况之外。四是要树立谨慎的办案意识。不轻易查封私营企业的库房设备和产品；不轻易冻结私营企业的帐目和银行帐号；不轻易扣押私营企业营业执照；不轻易对私营企业法人代表、经营骨干采取强制措施。
三、强化监督，确保对私营企业的司法公正
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其目的是为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和司法的公平、公正。法律监督并不是针对某个环节、某个主体和某个部门法进行监督，而是全方位、多层次地监督，因此，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过去，我们更多地注重检察业务环节的法律监督。但随着对法律监督地渐进认识，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努力开拓法律监督的多渠道、多方式和多效果。为了全面贯彻新时期检察工作这一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和思路，我们力求进一步地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将私营企业的司法内容纳入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视野中来，确保对私营企业的司法公正。
目前，执法部门违法执法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尤其在对私营企业的执法过程中，认为私营企业无地位，大有要将蛮横执法和违反程序执法进行到底之势，严重破坏了企业的经营权。对此，检察机关应当高举法律监督的旗帜，为私营企业营造一个公正执法的良好环境。及时发现执法部门随意查封私营企业生产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随意冻结私营企业资金，随意罚款、扣押营业执照和责令停产等执法行为，遂向单位负责人、直接主管人员或者上级主管单位发出检察建议，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提交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提供服务，协助私营企业走法制化道路
犯罪是对水流的污染，而制度本身的漏洞和不完善则对水源的污染，为犯罪提供便利条件。鉴于这种水源与水流的关系，检察机关应当确立“打击未动，预防先行”工作思路，及时有效地消除企业隐患，为私营企业制度健全把脉，做到“人、章、物”的合理、合法。同时，检察机关不应干预私营企业内部的经营权，通过送法进企业来引导其朝合法、规范的方向发展。具体预防措施为：
第一，送法进企业。将涉及私营企业的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各种案例等定期辑录成册，不定期向企业发放；赠送《检察日报》等报刊杂志培养指引私营企业知法、守法；组织检察人员为私营企业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等方式。
第二，配合私营企业搞好员工的法律培训。私营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必须强化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除阅读《劳动法》、《公司法》和《合同法》等必备的法律读本外，还需了解其他方面的法律知识，这是现代企业的要求。因此，检察机关应当积极配合企业对员工进行必要培训，可以通过讲法制课、开座谈会的形式，传授与职工和企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法律常识，引导职工和企业树立维权的意识。同时，告知他们检察机关查办渎职案件、受理控告、申诉、举报等职权范围以及申请抗诉的条件和程序，必要时寻求检察保护。
第三，整章建制，堵塞漏洞，当好参谋。针对私营企业内部犯罪的高发、易发、多发环节或者行业，深入调研，剖析发案原因，洞察私营企业案件发案规律，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预防对策。另外，检察机关在发出具体整改意见后，应当要求发案单位将整章建制和堵塞漏洞的情况及时反馈检察机关，而且还应不定期进行回访，检查制度的落实情况。若整章建制、堵塞漏洞有困难的，检察机关应当发挥办案的经验和优势，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帮助建立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签定合同制度、销售等规章制度，堵塞私营企业在产、供、销等管理中的漏洞，切实为企业当好参谋。
五、提高业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
队伍建设历来为党政机关所重视，因为再好的制度，需要人去实施和执行。所以，高检院提出“以人为本”的改革战略目标，努力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检察队伍。实质上，作为党员干部和司法工作人员，这是最基本、也是最普通的要求。长期以来，由于受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检察人员较易形成“犯罪与刑罚”的思维惯性，不可避免思维局限于刑事法等相关内容，这将不利于检察机关服务经济建设的大局。为此，检察人员需要在转变思想观念的同时，努力学习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知识，拓展视野，才能为私营企业服务到位，才能保证服务的质量，才能为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否则，不但达不到保护和服务的目的，反而会将私营企业的发展引向误途。